概 述

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医学——中医学。而在中医学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受徽州文化影响的新安医家曾作出的历史贡献，随着对新安医学的不断发掘、深入研究，已越来越受到文化界、医史界、中医学术界的重视。现今，对于新安医学史、新安医学文献、新安医家学术观点等的研究，已成为相关学科的重要领域和课题。

一、新安医学的界定

“新安医学”，无论是其名称，还是其含义，都有一个历史的定论过程。下面就其历史的最早文献见载及其内涵定义作一陈述。

（一）“新安医学”的最早见载  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最早将“新安医学”并称见诸文字的是许承尧撰民国《歙县志·王漾酣传》称歙县王家宅名医王心如之子王漾酣（1859～1904）：“乡试两次未遂，乃弃举子业，研习经史子集，独精于医，声名益著，远近求医者皆归之，称‘新安王氏医学’”。意即赞誉王漾酣承家传医业医名之著，与新安地域其他医家诊治风格不同，或与新安域外的医家医术不同。此外再未见到有关“新安医学”的文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徽州日报》开设“新安医药半月刊”，每十五日出一期，1936年12月1日办第一期，计出19期，1937年9月1日停此栏目。该半月刊登载的主要是当地医界名流撰写的医疗预防专业性的文章，间有介绍前代医家医疗经验的，属医学专业、普及卫生知识的介绍，未联系到徽州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分析、研究，不是研究“新安医学”史及学术观点、特点的。

明确地提出“新安医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徽州辖县部分县成立“新安医学整理小组”及安徽中医学院设立“新安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点”开始的。

（二）“新安医学”的内涵    自“新安医学”发掘、整理、研究伊始，医史及中医学术界对于“新安医学”的内涵曾于一段时间内展开过讨论，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内涵定义为：是发轫于元代之前，鼎盛于明清时期，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新安医药文化史；是中国传统医药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掘、研究某地域医学，在时限上有时难以考定，且中医学受地域文化习俗的影响及与医家的学术继承有关，新安医学尤其明显。对于入选研究的医家范围，没有大的争议，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意见认为新安医学（医家）涵盖以下内容，不论是从医活动在新安或外地（包括迁徙、客寓、游历、任官外地），只要是明确有文字记载为新安藉的医家，还有些外地人供职、游历、迁寓新安的，有明显的行医、著述医书活动者，因为考虑到他们与新安的医学文化有互相影响的关系，故应视为新安医学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

新安医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医学史、中医学术两方面。从医学史的角度，如新安医学兴盛的自然、社会原因、新安医学与徽州文化的关系、新安药业、新安医家与医籍等；从中医学术的角度，如新安医学流派、新安医学的学术特点、有效方剂的研究与开发等。随着徽州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新安医学研究的领域将不断拓展。

二、新安医学形成的背景

（一）稳定的政治环境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位于我国东南一隅，历史上不是战争要地，很少受战火的影响。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兵叛乱，攻下洛阳，进据长安，部将史思明占有河北十三郡地，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叛乱平定。历经七年多的“安史之乱”，没有影响新安地区。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歙县方清率领饥民起义，攻克歙州，杀掉刺史庞浚，次年，在唐将陆渭的镇压下，战败牺牲。永泰二年(766)，宣州旌德县王万发动起义，攻打绩溪县，迅即平定。民国《歙县志》载：唐懿宗咸通末年(873?)，王凝为歙(歙州)宣(宣州)观察使，此后于公元878～884年，黄巢起义，中原动乱，他曾写了“华夏支离已隔河，又采此地避干戈”的诗句，足见当时新安之安定。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秋，歙人方腊在浙江淳安漆园誓师，发动起义，攻下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第二年因起义军战斗失利，战败被俘，于宣和三年秋就义于开封。余部转战浙江省的温州、台州等地，到宣和四年夏秋间失败。元末时，朱元璋部将邓愈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领兵至徽州，元朝守御元帅福童弃城逃走。元朝枢密院判汪同，率乡兵驻休宁之五城，并与徽泰万户之元军会合，战邓愈于石子冈，汪同乃率户部投降。是年十月，元军又由淳安和昱岭关进兵数万，攻至城下。邓愈于十一月初一日大破元军，历时四月而四境安宁。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日本倭寇由浙江入歙窜犯也是一掠而过。清顺治三年(1645)秋，明朝御史金声(休宁县人)和江天一(歙县人)起兵抗清多在宁国、宣城等地，屡获胜仗，后来固守绩溪，清军久攻不克，后被降清的明朝御史黄澍(徽州人)出卖，诈称举兵增援，里应外合，使徽州失守，金、江被俘，于同年十二月五日(阴历十月十八日)就义于南京，这场战争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告终。以上仅是六次小规模的战乱。自唐初至近代，一千三百二十多年中，新安地区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元顺帝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至十七年七月(1352～1357)，长江中上游红巾军首领徐寿辉的部将项普略率起义军攻下徽州，州城屡得屡失，城乡人民惨遭锋刃，公私房舍破坏严重；另一次是太平天国末期的战争，从1853～1864年，在徽州地区与清军相持了十年之久，是新安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场战争。单从人口方面来看，据民国《歙县志》载：战前的道光年间，歙县人口有六十一万七千多人，经过战争的破坏，到同治八年(1869)，全县人口降为三十万九千多人。但是，从新安整个历史来看，还是处于偏安一隅的大好局面，人民安居乐业，因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二）繁荣的经济基础    徽州处于万山丛中，山多田少，土地瘠薄，人口稠密，交通闭塞，农民多种地于山坡，大雨则山洪暴发，水土流失，稍旱则寡泽苗枯，农家事倍功半，粮食不能自给，虽然盛产木、竹、茶叶等土特产，也必须依赖市场的调节，经过商品流通，换取粮食，以谋求生存。“穷则思变”，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寻求出路，从事商业活动，则成为新安人谋生的必然趋势。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即是当时徽州人无奈选择的真实写照。据学者考证，徽商萌芽于东晋、六朝，成长于唐代，鼎盛于明清。因为东晋、六朝，均建都于建康(南京)，中原大批人士南迁，促进江、浙、皖一些城市的经济繁荣，徽商因此应运而生。唐代徽商茶叶运销各地，进一步沟通城乡贸易，歙县茶商毕氏，从唐代至宋元，数世经商致富。晚唐以后，徽墨、歙砚，“文房四宝”驰誉全国，进一步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北宋初年，已出现拥资巨富的徽商，如祁门县的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广积产业而致富，乡人号称程十万。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徽州与杭州山水相依，而有新安江航运之利，更加促进了徽州商业的繁荣。迨至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于盐务政策的改变，由原来纳粮入边(西北边疆地区)，凭据到盐场换盐出售，改为就地纳粮换盐。万历时又改为就地纳银换盐的政策，使一些资本雄厚的徽商，以盐业为中心，称雄于我国商界，一跃成为盐商巨富。民国《歙县志》载；“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那时徽州商业，以典、盐、茶、木为最著，而以盐商致富者最为突出。随着徽商经济的发展，其活动范围日益广泛，大多集中于沿江区域的淮、浙、楚、汉之间，而且扩展到滇、黔、闽、粤、秦、燕、晋、豫等地，而有“无徽不成镇”之称，与当时的山西商人并称为“两大帮”，几乎操纵着全国的经济。明清时代，两淮盐业八“总商”，徽商占居六家。那时盐业集中淮扬，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从明嘉靖到清乾隆二百多年间，移居扬州的客商(主要是盐商)共八十名，其中徽人占六十名，山西、陕西各十名，由此可见徽商之盛。

徽商的历史延续千余年，尤以明清间称雄三百载。清末以来，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盐、典、钱庄业日趋衰落，但是他们为了谋生存，求发展，直至抗日战争以前，徽商仍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奋发图强，不仅经营茶叶、油漆、徽馆，徽墨，而且经营丝绸、棉布、百货、药材和油等行业，有的还走工商一体道路，创办工厂，产品行销全国。徽州在江南各大、中城市仍享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经营的行业一直深入到各地城乡，据歙县程极平先生《徽商随时代发展》(见《徽州学丛刊》总第二辑)一文中所载：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徽商在上海是十分活跃的，估计解放前在上海的人口曾达十三、四万之多。在苏州、杭州、湖州，金华、衢县及苏北的南通，如皋、泰县、淮安等地，均有许多知名的老店。一九四七年七月，杭州徽商木业公所召开第二次社员大会，到会就有三百八十多人。抗战期间，金华一百多家布店，徽商占居优势。衢县十九家钱庄，歙人开的半数以上。较大的棉布店十多家，歙籍从业人员达一百多人。南北货业五十二家，歙人占很大优势。江苏灌南县(1958年新建)所在地的“新安镇”，现有二万三千多人，为明代隆庆年间歙县商人程鹏等所创建。苏北如东县(原属如皋县)，古代徽商在此经营悠久，该县的潮桥乡，现在歙人的后裔共有四百八十七户，一千七百四十四人。

徽州商业的繁荣，为徽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徽州商人散布全国各地，既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也利于促进医学的交流。如汪机在《针灸问对》一书的自序中曾载有歙县、休宁商人，从苏州凌汉章、六合李千户学针灸之事。歙县南园、西园喉科世医，就是郑于丰、郑于蕃兄弟二人，于康熙间经商江西南丰，从闽人黄明生先生学习而来，成为新安喉科的名医世家。徽州商人到处都设会馆，便利徽人往来住宿，许多新安医家游历全国各地，求师访友，从事著作，出版医籍，都得到徽商的热情资助。

（三）浓郁的文化氛围  据民国《歙县志·风土》载：新安“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弘治《徽州府志》载：唐宋以来，郡邑始设学校，文学遂兴。南唐李后主时(960～975)，徽墨、歙砚驰名于世，使新安文化进入发展时期。从宋至清代则进入鼎盛时期。因而英才辈出，成为文化之邦，而有“东南邹鲁”之称。

徽州文化发达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东晋、南北朝、南唐和南宋初年，中原士族三次大规模南迁，由于新安社会安定，很多大姓望族，先后迁入新安。中山大学叶显恩教授从明代《新安名族志》中统计，当时新安共有六十多个名族，其中在上述三次大迁入徽的大姓望族有四十九个（《徽州学丛刊》总第一辑46页）。不仅使新安人口大量增加，改变了新安的人口结构，而且带来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新安文化的发展；其二，随着徽商经济的繁荣，由物质文明走向精神文明。一些大的商人“贾而好儒”，他们“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彩”，并在乡里“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如《安徽通志稿》载：清乾隆时，歙县大盐商程晋芳，祖营盐业，寓居扬州，为两淮之巨商，他酷爱文学，购书五万卷，交接四方文人学士，共同讨论，对诗文、经星、地志、尔雅、方言等无所不涉。乾隆二十八年(1763)，皇帝南巡，程晋芳召试第一名，1771年考中进士，诏赐内阁中书，授吏部主事，参加编修《四库全书》。还著有《周易知旨编》、《尚书今文释》，《左传翼疏》、《礼记集释》、《勉行斋文集》、《勉行堂诗集》、《蕺园集》、《金台杂诗》等书，从一个大商人成为一个文学家；其三，北宋初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很快恢复发展，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为振兴文教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四，唐宋以来，政府开始重视文教，设官主管教育工作，据弘治《徽州府志·郡邑官属》载：以唐书考之，歙为上州，设文学、助教各一人。县设经学博士和助教各一人。宋代徽州学官设教授和紫阳书院山长各一人。元明清时，徽州府设儒家教授一人，训导四人，紫阳书院山长一人。县设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有些知府、知县，重视振兴文教、创建学会，亲自讲学，劝勉学生上进，因而有利于推进文教事业的发展；其五，徽州人多地少，商贾居十之七。从事商业，离不开文化，一些徽商富户也多成为书香门第，同时也使一部份人走以儒入仕的道路，文学的发达，又带来了科学、艺术的繁荣，形成文风昌盛，人文荟萃的大好局面。

徽州学校之创设，始于元朝。据弘治《徽州府志·学校》载：那时州学设于城(歙县)东北隅，各邑始皆设立儒学，文学开始兴盛。北宋仁宗时(1023～1063)，州学学生有200人以上。尤以明清时代，学校林立、文社成群，明洪武八年(1375)，六县乡村社学共有394所。弘治年间(1483～1505)，府县儒学、书院、谈经阁、藏书阁、御书楼、书塾、书堂等文化单位有32个，乡村社学有462所，如明代歙人汪道昆倡丰干社，还有斗山、玉山、玉泉等文社均设讲师讲学。清代曹恒占倡“钓台诗社”，教授储兆丰集师儒于敬业斋，为“盍簪社”，歙西的向杲、牌边还创建文会。因而使徽州文化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大好局面，明清两代，徽人著述的经史子集等共有2486部。歙县一邑就有举人1532人，进士539人，并有“兄弟丞相”。“父子尚书”、“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科十进士”之誉。

徽州文化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明代有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大决策的朱升，著名诗人、散文和戏剧作家汪道昆，大出版家吴勉学，珠算家程大位，明末有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清代有以江永、戴东原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数学家汪莱，还有创造我国第一台望远镜的物理学家郑复光，博学藏书家鲍廷博；近代有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画家黄宾虹等人。

由于徽州文风之盛，新安医家也大量涌现，他们笃志方书，精研医理，重于实践，纷纷著书立说，各有发挥。还有不少文人学士，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以儒通医的竟达180多人，这些人有兵部侍郎，有知府、知县，有翰林、进士、贡生、举人，有秀才、儒生。他们学医的目的各有不同，有因父母或本人多病而学医的，有因业儒不得志而学医的，有酷爱医学而以儒通医的，有因晚年退休而研究医学的。经多年的苦心钻研，造诣较深，成为一代名家。

南宋定都临安以后，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徽州与杭州毗连，又有新安江的有利条件，航运日兴，徽商日旺，进一步促进了新安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也有利于促进新安医学的发展。

（四）丰富的药材资源  　徽州山水幽奇，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弘治《徽州府志》载：徽产药材84种。1937年《歙县志》载：全县产药184种。晋太原中，罗文炳自南昌赴歙，采药于黄山。《新唐书》也有徽州进贡黄连之记载。康熙《祁门县志》载：全县产药108种。同治《祁门县志》载：共产药材160种，其中地道药材106种。嘉靖年间，徽州进贡药材748斤，多产于祁门。万历间，九华山僧人九制黄精，是祁门的原料。清末，祁门白术在南洋国际土产博览会上获质量优质奖，  出口日本、马来西亚。

同时，徽州人家种药材具有悠久历史，主要药材有驰名中外的白菊花、白术、山茱萸；其次有木瓜、绿萼梅、厚朴、杜仲、丹皮等。民国三十三年(1944)，赵保康所撰的《歙县之白菊花》（徽菊）记载．白菊花有贡菊、次菊两种，贡菊品质极佳，远在杭菊之上。歙县白菊花始种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歙南岔口绍前村茶商张亦光引进，种于大洲源，为歙县主要名贵药材之一，光绪末年，曾为贡品，故名“贡菊”。民国初年，发展到深渡、街口、岔口、杞梓里，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产量约三千担。因采用科学栽培和独特的制作工艺，以品质极优闻名于世。白术系由野生改为家种，已有六百余年的种植历史，为健脾益气要药，据明代祁门陈嘉谟《本草蒙筌》(1565)载“歙术俗名‘狗头术’，产深谷，虽瘦小，得土气充也……薄片频烘，竟干燥白甚，凡用惟白为胜，仍觅歙者为优。”主产于街口、岔口等地。《歙县志》载：歙术远销福建，关东，为邑之药材出口大宗……野生者，尤良甚鲜，生黄山者更视为珍品。山茱萸，俗名红枣皮。药用其去核之果肉，是补益肝肾的名贵药材，产于歙县金川，种植历史悠久，以颗大、肉厚、质柔软、色红润而著名。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为新安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新安医学的发展，又推动了药材生产的发展。

第一章  新安医学的崛起、鼎盛与延续

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诞生了医学，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不断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享誉杏林的新安地域医学同样有一个崛起、鼎盛与延续的历史过程。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新安医学的发展与徽州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自唐代始有关于新安医家、医籍的文献记载，至元代为崛起阶段，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晚清以后仍在延续。本章通过对有关新安医学历代文献的整理、归类，与中国医学史、中医学术发展史比较，陈述各阶段新安医学概况、特点及成就，并简单分析其原因，以期读者对新安医学有个大略了解。

第一节  元代之前新安医学的崛起

（南北朝～元代  公元424～1367年）

一、 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新安医学史料

“新安”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早期的医事见于官方的文字较少。医籍有《隋书·经籍志》引用梁·阮孝绪《七录》云：“《羊中散方》20卷，羊欣撰，亡。”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文献记载。关于羊欣，《宋书》卷62《羊欣传》云：“羊欣，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出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简惠著称，……前后凡十三年。”羊欣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羊忱，曾任徐州刺史；祖父羊权，曾任黄门郎；父羊不疑，曾任桂阳太守。羊欣少年时喜静少语，酷爱读书，擅写隶书，其书法曾得到王献之指教。成年后担任过辅园参军、平西参军、台殿中郎、新安太守等职，为官时间最长的是新安太守。由于他“素好黄老，兼善医术。”在新安为官时，就比较留意当地草药单、验方的收集和整理，并撰写医药著作。《羊中散方》原书已丢失，在其稍后的《经方小品》中曾引用部分内容。这一点在《经方小品》序文中得到证实。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羊中散所撰方有30卷，是元嘉中于新安时所集，皆是江东得效者，于世仍可即用。”这说明《羊中散方》曾在社会上流传过，是新安医学最早的文献资料。

其次，《黄帝八十一难经注》作者杨玄操，在该书《自序》落款为“前歙州歙县尉杨玄操序”。根据郭蔼春《中国医史年表》记述，杨玄操著《黄帝明堂经》在公元619年，《黄帝八十一难经注》问世在公元626年，杨玄操应为隋唐时人。《中国医籍考》按：“杨玄操 ，不详何朝人。考开元中，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于《仓公传》采录杨序及说，则知为初唐人。其演注全在于王翰林集注中，所谓亦是名亡实不亡者，……”。以上是关于新安地域见诸医籍的最早记载。

“保和堂”药店是新安最早的、经营时间最长的药店。据《新安陆氏家乘·新安陆氏保和堂引》曰：“新安以保和堂丸散弘济斯人也久矣。在宋已盛行各省，而其时文、谢诸名荐绅多为之序记文章以传后世。故虽运会代更，而其箕裘世业则历久而弥新，功之及人何如也。……然揆厥由来，则始自唐宣公，迭传至宋绍圣进士惇彦公、翰林学士荣公、翰林安国公、宣义郎师叛蘷公、太守枢密应发公，丙辰进士梦发公，父子祖孙相继缵述，而陆氏之岐黄益以有名于天下。”从唐陆宣始，至清陆彦功有近千年历史。其时新安医家虽名不见经传，但应不会晚于药店。如婺源江喆有“在医名家十五世”之记载，从宋宝祐间（1253～1258）江喆治愈公主胎漏之疾往上推算十五代，至少在唐乾符（874～879）前后就已有名医著于世。

二、宋元时期的新安医学

新安藉医家最早见于文献记载者，目前发现的资料为北宋末年的张扩，约生于宋嘉祐年间，其家境富裕，素以财雄乡里，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因受族人“有以医名世者”的影响，而少好医学。先从湖北蕲水名医庞安常（1042～1099）学医。时同学六十人，安时独喜扩。足见其当时学习成绩优异。后闻川中王朴善脉，仍往师之，得其传而归。悬壶于南京、当涂一带，医名大震。元符、崇宁（1098～1106）间，名噪京洛。其次为吴源，其太祖得异人授《金匮玉函经》后业医，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传至吴源为第5代，医术高超，疗效显著，被人们誉为“神医”。有较高的理论造诣，绍兴（1131～1162）时参加全国医生的医经考试，数百人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授为御医。再次为黄孝通（为歙县黄氏妇科之祖），孝宗（1163～1173）时御赐“医博”，可见当时亦是医名卓著。

宋元时期，新安医学家值得称道的还有张杲、王国瑞、李仲南等。

张杲，为张扩的侄孙，以儒医著称，钻研医学五十余年，著有《医说》10卷。此书博采历代医史传记和医案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此书曾东传朝鲜、日本等国，足见其影响之大。

王国瑞，为元代中叶的针灸专家。著有《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初刊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刻本甚少，流传不广，一般人难以见到。是书以85首歌诀形式，介绍了120个常用穴位，并举其所治病证，便于习诵与推广运用，并收集了诸家针灸学方面的经验秘法，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李仲南，撰有《永类钤方》。是书本于《内经》，详论内、外科病证，以脉、病、因、证、治五个方面贯穿彼此，互为发明。其中记载有骨折、脱位、整复、固定等内容。是我国中医骨伤科的重要著作，颇切实用。

宋元时期，新安地区文化已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朱熹理学的影响，求学的士子不仅要学经学、史学、文学，还包括天文地理、动植物学、生理医学、天地宇宙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因而，儒而兼医者大有人在。如马咸，官至四川遂宁知府，因忤蔡京专权，遂辞官隐于医。王炎为官有政声，百姓称颂，历任四明户曹，崇阳主簿、潭州教授，临湘宰，太学博士，饶州知府等。晚年积官军器监中奉大夫，赐金紫、封婺源男，所著《双溪类稿》一部，内有《伤寒论注》，还辑有《本草正经》、《资生经》等医学著作。鲍同仁，官至江西会昌州同知，旁通针灸之术，撰有《通元指要二赋注》、《经验针法》等医书。还有程深甫、范天锡、马肃、吴冕、张良卿等，分别授任医学教授或医学提举，从事医学教育和医药管理，为传播、普及、发展医学做出了贡献。宋、元时期的新安医家，不仅能诊病处方，多兼施针灸，如吴源、张杲、程约、马荀仲等，也是一大特色。

第二节  明清时期新安医学的鼎盛与延续

（明代～民国时期，公元1368～1949年）

一、医学著述、学术团体

（一）医学著述 明清时期，随着先儒后医的新安医家增多，一些数代世医临床经验总结成书，著书立说的医家数量较前代大幅度增加。兼之印刷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乐于刻书的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大型类书、丛书和综合性医书先后刊刻问世，现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医书简介如下：

明嘉靖万历间祁门县名医徐春甫编集《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初刊于1556），采录了明代中叶以前的历代医书及经史子集约390余部中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参以己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医学类书。

清乾隆道光间歙县名医程文囿编著《医述》16卷（1826），采录内容上溯轩岐，下逮汉、唐、宋、明古今医书320家，经史子集40余种，历时34年，分类汇编而成的医学类书。

明代王肯堂辑、歙县刊刻家吴勉学校《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汇辑自《内经》到明代重要医书44种，尤其是宋金元的重要医学著作，幸得其流传。吴氏为著名刻书家，所选医籍版本精当，又经其校正，颇多善本，成为较早汇刻的重要医学丛书。

明代祁门县名医汪机的《汪石山医书八种》，是后人将汪机所著的《读素问钞》、《外科理例》、《脉诀刊误》、（附《矫世或脉论》）、《针灸问对》、《痘治理辨》、《石山医案》、《推求师意》、《运气易览》等著作合编而成，是较著名的医学丛书。

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名医孙一奎编著《赤水玄珠全集》(1573)，全集包括《赤水玄珠》、《医旨诸余》、《孙文垣医案》及《痘疹心印》。是一部有影响的医学丛书。

清代乾隆初年歙县名医吴谦曾任太医院判，奉旨“御纂”《医宗金鉴》90卷（1742）。是书共分为伤寒、金匮、临床各科等15种，编者立论平正，“全无偏执”，伤寒和临床各科“心法要诀”为全书精华所在，尤为突出的是《正骨心法要旨》一书，对骨科手法、解剖、器械图解详明，并吸取多种临床经验。全书较系统地反映了中医学术体系，又注重临床，便于初学，是具有教材性质的普及性医学丛书。

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歙县名医吴澄，汇集各家学说，结合数十年临床体会，于1739年编著成《不居集》。是书分上下两集，共50卷。上卷专论内损，下集为外损专集，全书旨在阐明虚劳理论和治法，对中医虚损证治作出了贡献。

清康熙雍正年间歙县名医程国彭编著的《医学心悟》5卷（1732），是一部较有影响的综合性医学著作。全书卷一为总论，分别叙述了望、闻、问、切四诊，对治则的理论与临床运用阐述精详，所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法，系在其个人临床经验体会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前人五法、六法后形成的。该治疗八法的形成，为后世治法的研究与应用作出了贡献。卷二为伤寒部分。卷三、卷四以内科为主。卷五为妇科疾患的诊治。

新安医家对于医案的编写与交流也特别重视，较有名的有：

明弘治嘉靖年间歙县人江瓘编辑的《名医类案》。此书广辑明以前医药著作及其他文献中名医治验案例，按病证分为205门，以内科病案为主，兼及各科，主要选辑辨证精详、治法奇验者。是书开选编古人医案于一书的先河，为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

其他较著名者有汪机《石山医案》、孙一奎的《孙文垣医案》、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程文囿的《杏轩医案》等，这里就不去一一细述。

（二）学术团体

1、一体堂宅仁医会  明隆庆二年（1568）或稍前，祁门限名医徐春甫在北京建立我国民间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当时徐春甫客居京城，“……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立成宅仁医会”，先后参加者有46人，多数来自安徽，如徐春甫之师汪宦、新安名医巴应奎等，还有来自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福建等地的名医。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伤寒论》及四大家学术奥秘，切磋提高医术，精益求精，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寻思谋利，会员之间直诚相待，批评帮助，团结互助。

医会提出22项会款，从治学的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家应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事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有具体的规定。由此可见，该会是有明确章程宗旨约束，有一定数量成员参加的早期医学学术团体组织。

2、全国医药总会歙县分会  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关于废止“旧医”（中医）的提案，激起全国中医药界的抗议。随即，上海成立全国医药总会，于3月17日召开有17省、市医药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歙县中医药界纷纷响应，委派毕霞轩前往上海参加会议。会后，并参加“请愿团”前往南京，向国名党政府请愿抗议。歙县在浙江湖州行医的名医王弋真，受吴兴中医界的委派，与当地名医许佩斋等代表，三次赴上海、南京，参加会议和请愿。

毕霞轩返县后，歙县中医药界始感有建立医药团体的必要，经过一年的筹备，于民国十九（1930）3月2日正式成立歙县历史上第一个中医药团体——全国医药总会歙县分会。共有会员六十多人（包括中药店），选出执行委员会15人，主席黄育庭、副主席胡天宗、江友梅。委员12人，监委5人，会址设在大北街黄育庭家中。

分会的宗旨是：增强歙县中药界的团结，维护中医药界的利益，对外代表歙县中医药界与各地医药团体联系、交流。

分会附设“义诊所”，并编辑发行《歙县医药杂志》，这是歙县最早的中医刊物。

3、中医公会  （1）歙县中医公会  民国二十年(1931)9月，歙县医药支会改组为中医公会(中药业另组同业公会)，会员29人，选出主席黄育庭，常务执行委员胡天宗、江友梅。到1932年，入会会员176人，1936年7月会员发展到261人。“义诊所”继由中医公会主办，并继续编辑《歙县医药杂志》四期。

民国三十年（1941），中医公会改选，许芸生任主席。并对全县中医进行审查登记工作。为利于此项工作之推行，遵照县政府民字第425号令，中医公会主席许芸生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于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日报县政府，推选各科知名中医21人，经县政府批准，由许芸生，汪寄岩、方乾九、洪韵澜、王巨青、程雁宾，毕霞轩及外科曹崇竹、妇科黄竹泉、黄宜钦、儿科江懋功，喉科郑渭占，伤科程杰良、眼科鲍横伯等14人组成“中医审查委员会”，负责办理中医审查登记工作。

（2）休宁县国医公会   经唐石英、李惠民等倡议，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8月10日在休宁舟山唐氏医寓举行国医公会成立大会。选出理事12人，候补理事6人，监事7入，候补监事3人，常务理事唐石英、查柳和、汪松友、程泽民、严春生，理事长唐石英。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15日，召开理事会，就浙江宁波贝母合作社成立之后，垄断市场，提高象贝价格，增加病人负担一事，全体会员一致行动，暂时拒用象贝。同年8月，在屯溪公济局召开休宁县国医公会成立一周年大会，到会代表60余人，讨论通过有关正式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议案。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9日，在屯溪公济局召开国医公会第二届会议，选出理事15人，候补理事7人，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理事长李惠如。下设审查、文教，研究，会计四个股和编辑。

（3）民国二十七年(1938)，黟县相继成立国医公会，其组织章程与歙、休雷同。

4、中医师公会   民国三十二年（1943）4月14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命令各地中医公会改称“中医师公会”，会员须持国民政府考试院颁发的“中医师证书”重新登记。

（1）歙县中医师公会    当时歙县共有会员167人，于5月2日改为“歙县中医师公会”，选出理事长许芸生，常务翠事汪寄岩、江友梅，监事长曹崇竹。并报政府备案。会址在县城学前许芸生宅。公会的活动，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当年，歙县中医师公会还附设义诊所，所址在城东门外许家祠堂(今县防疫站址)，由会员轮流上班，免费门诊。

民国三十三年(1944)，全国人民支援前线，进行抗，日战争。歙县中医师公会组织会员88人，成立七个“后方征属、患病官兵医疗服务队”，分驻城区和四乡，免费为出征军属和患病官兵治病，为抗日战争效力。

同年8月16日，又改设14个义诊所，免费治疗。

（2）休宁县医师公会    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15日在皖南社会服务中心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选出主席(临时)张志坚、蒋垣售，常务理事张志坚、蒋垣、毕梦飞。理事郭人骥、王振之、沈掉民，徐先青。候补理事汪鹏飞。监事汪士仲、程绩咸。并于6月26日发行“大众医学”，由民教馆举办“卫生讲座”。次年6月吸收新会员，凡有卫生署医师证书，不分国籍，经二人介绍，均可入会。民国三十六年(1947)6月3日，在屯溪医院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由曹楚樵主持会议，选出理事长毕梦飞，理事程绩咸、徐先青、王道生、蒋瑞元等，候补理事尹方诚。监事汪逢昌，候补监事周双荣。

休宁县中医师公会，亦奉令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11月15日筹设义诊所，所址在社会服务团内。

民国三十三年(1944)，歙县举行参议员选举，中医师公会推举许芸生为社会团体候选人，通过竞选，当选为参议员。

（3）民国三十五年(1946)，绩溪县中医师公会成立。

（4）黟县国医公会亦相继改称医师公会。

民国三十六年(1947)，休宁县政府根据省府取缔庸医，甄别医师的规定，对开业医事人员进行两次考询。

二、经典医籍的整理与注释

明清以来，新安手工业发达。刻版印刷，名著于时。尤以歙县虬村黄氏，世业剞劂，刻工辈出，无不精绝，与苏州常州、金陵、杭州，并列为刻书之地，为艺林所重。明之中叶，歙邑多好古之家，家藏古籍、文物甚富。出版业都竟相刻书，其中以明之吴勉学、吴养春、吴琯等和清之鲍廷博等人尤负盛名，使新安出版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新安医家纷纷著书立说，对医学经典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和订正工作，并整理编纂和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医籍，为保存医学文献，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做出了贡献。

（一）《内经》的研究《内经素问》一书，早在隋唐时，全元起、杨上善、王冰曾作注释。北宋时，进士高若讷(997～1055)曾撰《素问误文阙义》一卷。此后林亿与高保衡，孙兆等于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奉政府之命，采数十家之长，端本寻支，溯流讨源，改错六千余字，增注两千余条，改正传本之误，对《素问》进行校正补注。明代、会稽马莳(玄台)以唐王冰分《素问》二十四卷为误，又于万历十四年(1586)撰《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九卷，对《素问》原文逐篇逐节注释发挥。

明清以来，新安医家对《内经素问》的研究纷纷崛起，共有18人撰写研究《素问》的专书19部。先于马玄台著作的有祁门汪机的《续素问钞》九卷(1519)和《内经补注》一卷，祁门徐春甫的《内经要旨》二卷(1557)。汪机之作，是根据元代医学家滑寿(伯仁)的《读素问钞》，采王冰原注大略，重为补录而成。影响较大的是歙人吴昆的《吴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他是继马莳注《素问》八年之后，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撰成的。他认为《素问》一书博大精深，文辞古奥。林亿注《素问》，小明则障，大明则隐。乃以王冰二十四卷为底本，日求其旨而讨论之，撰成《素问吴注》，意欲悬之国门，以博弹射，足见其良苦之用心。

吴昆注《素问》的特点：首先从文字学入手，注意音韵、训诂，对古奥难懂的文字进行训释，以阐明字义，体会语意；其二，考辨经文、补阙、订正，使阙漏讹误、错简倒说之文归真返璞，还其经文之本意；其三，注释经文，深入浅出，多所发挥，力求语简义明，文通理顺，彰明经旨，解决了一些晦隐不明的问题，使读者一目了然。《中国医学史讲义》认为：“通过吴昆的注释，使经文得以大明，可以补全元起、王冰、林亿诸家注释之未备。”但是，对这样一部经典名著，要注释得完美，殊非易事。清康熙间，休宁医学家汪昂认为：“吴注间有阐发，补前注所未备，然多改经文，亦觉嫌于轻擅。”《安徽通志艺文考略》则认为：“吴注批郤导窾，深入浅出，治《内经》者，皆当读之。”较之汪昂既褒且贬之论，更为客观妥切。其后，汪昂经三十余年的精心研究，编撰了《素灵类纂约注》三卷(1689)，遵前人各注的十分之七，增入本人见解的十分之三，通过删繁、辨谬、畅文、析疑，使此书语简义明，《中国医学史讲义》认为：“汪氏所辑此书，阅读起来，更有条理。”清同治间，绩溪县胡澍，酷嗜音韵训诂之学，中年多病，留心方书。他于同治七年(1868)捐升户部郎中，在北京任职时，得宋本《内经》，因思此书文义古奥，且年代久远，几经战乱，错简夺文较多，辞义欠通。虽经全元起、王冰、林亿等校勘注疏，尚多疑误，非明古音训者，难使疑误冰释。乃以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诸书，悉心校勘，名《内经素问校义》，仅对《素问·上古通天论》首五篇，旁及他篇，校误三十余条，草创未成而卒。然其以汉学治《内经》，穷探声音训诂之原，阐发《内经》之旨，确有一定成绩。如《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林亿释“足”为“饶”。胡氏以“足”为“是”字之误。又据《尔雅》“是，则也”，释为是生大丁，即则生大丁也。又如《阴阳应象大论》“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以及《素问》中“乐恬憺之能”、“与其病能”、“及其病能”、“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病能论》、“合之病能”等经文中的“能”字，引《荀子·天论》“耳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此“形能”亦作形态解。《楚辞·九章》“固庸态也”，《论衡·累官》“态作能”等训释为证，均读为“态”，因而词达意明，豁然贯通，使读者顿释疑团。1936年裘吉生先生将此书编入《珍本医书集成》第一册，足见此书之价值。还有明代歙县黄俅的《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十卷(1619)，清代程知的《医经理解》九卷，罗东逸的《内经博义》四卷，江之兰的《医经一筏》(又名《内经释义》)等，均广参诸家，阐释经义，颇有见地，对《内经》的研究都各有其贡献。

（二）《难经》的研究  清代以来，新安医家对《难经》的注释，共有四人，撰写四部著作。最早是康熙间歙县程云来的《难经注疏》，休宁汪钰的《难经释义》。据《中国医籍考》引《扬州画舫录》载：休宁汉学家戴震曾撰《难经注》、《伤寒考注》、《金匮要略注》，惜未见传世。近代王一仁曾撰《难经读本》，对后人有一定的启发。

（三）《伤寒论》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新安医家对《伤寒论》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共有41人撰写著作50部。

最早有北宋末期，歙县张扩的《伤寒切要》和婺源王炎的《伤寒论注》(已佚)。明代有程宏宾的《伤寒翼》，汪机的《伤寒选录》八卷(1536)，陆彦功的《伤寒类证便览》，方广的《伤寒地理》，孙文胤的《伤寒捷径书》等。尤其突出的是，嘉靖间，歙县名医余傅山认为仲景《伤寒论》之书垂世既远，不无残缺，王叔和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六经编次失序，或有将阳经混入阴经，或有将太阳误编入阳明者，或将阳明误编入少阴者。宋成无己顺文注释，略无缺疑。世人承讹习舛，胸中无权变。志欲将《伤寒论》撮其旨要，重为编次，另立一编，将六经篇的各经证候条列于各经之下，务使药证相同(见《论医汇粹》)，惜其志未遂。万历间，歙人方有执竭二十余年之精力，对《伤寒论》进行精心的研究，他认为，此书经王叔和编撰和成无己作注，均有改动。于是寻求端绪，详加考订，推敲仲景原意，重新编注考订，在整理方法上大胆革新，将《伤寒论.》原有条文作了系统的分类和归纳．调整了编排秩序，于1589年辑成《伤寒论条辨》八卷。方氏认为：卷一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和卷七至卷十之“汗吐下可不可”诸篇，认为均非仲景原作，乃王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辞”，且为后人纷更，只篇名已非叔和之旧。于是删去《伤寒例》—篇，并将《脉法》两篇置于卷末。全书以“经络内景图说”冠于首，解释六经分证的表里关系。对《太阳篇》大加更订，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感营卫俱伤”为太阳病三大提纲。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类之原文66条，20方，列为《卫中风篇》，凡麻黄汤证及有“伤寒”二字列于条首的原文57条，32方，列为《寒伤营篇》；凡青龙汤证及“脉浮紧”、“伤寒脉浮”诸原文38条，18方，列为《营卫俱中伤风寒篇》；其它各篇亦作了调整，并另立《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计20条，3方，经讨方氏的调整，一改王叔和之旧，力图恢复张仲景《伤寒论》的本来面目。《中国医学史讲义》认为：这种整理方法，对研究《伤寒论》是有一定贡献的。顺治间江西喻昌，从方氏之说，撰《尚论篇》，称赞方氏“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他在“有纲有目，经为纲，变为目，六经皆然”的基础上，大倡纲目学说，略谓：“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由此，竞发挥成为“三纲鼎立”学说，对后世研究《伤寒论》有很大影响。清康熙间，歙人程应旄（郊倩）又著《伤寒论后条辨》十五卷(1670)，《伤寒论赘余》一卷，他是以方有执之《伤寒论条辨》为依据。而条文的调整和分属，不同于方氏，对原文错简订正注释，亦有所不同，而各有发挥。郑重光又作《伤寒论条辨续注》十二卷，《伤寒论辨证》三卷，《伤寒论翼》二卷，他们对《伤寒论》的研究，均和方有执一脉相承，各具风格，各有造诣，这种革新编次之精神，大得遵经之旨，为后世医家所公认，至今成为各大专中医院校必要的参考教材。对伤寒学的研究，始于晋唐，盛于宋金，而形成伤寒学派则在新安医家方有执首创错简之后，开《伤寒论》错简重订学派之先河。

关于《伤寒论》中以“日”传经的理论，历代医家均随文注释，指出：“不可以日拘泥。”清雍正间，歙人曹恒古(心立)深加研究，对《伤寒论》中“一日太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五六日三阴受之的“日”字，认为是“鲁鱼之差，毫厘千里”，当作“曰”字读。与《洪范》书中“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好德，五曰考终命”文法符同。实乃指出六经证据，启示治疗之纲领，安可以日拘泥，以讹传诵(见《曹守堂医补》)，他的解释使读者面目清新，茅塞顿开。乾隆三年(1738)，黟县卢云乘纂《伤寒医验》六卷，精于辨析正伤寒，类伤寒及其兼证。他在辨证方法上，不取仲景所论之六经，而以人身实体划分为三阳三阴六部。见解新颖，别具一格。

新安医家研究《伤寒论》，不专以仲景之书，泥于治伤寒病，早在明成化年间，进士程玠(字松崖)著《松崖医径》一书，首先提出：“杂病准伤寒治法。”书之上卷首列六经证治之图，以五脏、命门、六腑分附于六经，附方165道，详分脉象及虚实冷热，辨证施治；下卷列内、妇、儿科44症，阐明理、法、方、药，方有执在《条辨》—书中也指出：“读之皆知其为《伤寒论》也。……所论不啻伤寒而已也。”所谓法而世为天下则，方而世为万病祖”，明确地启示后学，读《伤寒论》不局于治伤寒病也。程应旄认为：读《伤寒论》，应不以“伤寒”二字读伤寒，而以“表里脏腑”四字读伤寒，不仅运用于指导伤寒病的治疗，即百千万奇怪病，无不以伤寒法治之。他著《医径句测》八卷(1670)，对《松崖医径》一书，逐条句测，以阐发《伤寒论》治疗杂病之旨，族弟程云来作序曰：“乃于一径开出千条觉路。”

清乾隆间，吴谦主编《医宗金鉴》，亲撰《订正伤寒论注》17卷，程文囿辑成《医述》16卷，其中卷三之《伤寒提钩》，卷四之《伤寒析疑》，亦很突出。凡论中所有序例、错简、传误、脱佚、衍文、字讹、注辨、方考、阙疑等，经前贤订正的，均重加补移、删次、辨证、考订，对《伤寒提钩》各条文所引各家之注释，议论纯粹，辩驳条畅，譬喻明切，其考据之严，采辑之精，诚无余蕴。

新安医家对《伤寒论》之研究，不仅专著繁多，而且散在各种著作中，都有论述，如明嘉靖间歙县吴正伦，在《脉症治方》一书中，把伤寒的病理，归纳为：“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个字和“有表虚，有里虚，有表实，有里实，有表里俱实，有表里俱虚，有表里俱热，有表里俱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有阴症，有阳症”十二句话。到了清代，程钟龄经十多年的潜心探索，他在《医学心悟》一书中，又深入浅出地将伤寒的病理总括为：“表里寒热”四个字和“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八句话。并且明确地指出：“精乎此，即千变万化，亦皆范围于其中。”《伤寒论》第260条，“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此原文有论无方，程氏在《医学心悟》中，用茵陈术附汤(茵陈，白术、附子、肉桂、炙甘草、干姜)治疗寒湿发黄证，颇具心得。总之，新安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在理论上，析疑启奥；在临床上，不泥于治伤寒病，彰显仲景纲目，阐发仲景之旨，为丰富和发展伤寒学做出了贡献。

（四）《金匮要略》的研究  早在清康熙间，歙人程云来撰《金匮要略直解》三卷(1673)，注释精辟，言简意赅，直截了当，通俗易懂，不作迂曲误人之谈，故名之曰《直解》。他精研仲景学说，宗法《灵素》、《神农本草经》、《甲乙经》、《中藏经》、《伤寒论》等书，博采六朝、唐、宋以来诸名贤之论，参以个人心得，对《金匮》的条文和方药，均作了精辟的注释，以阐发《金匮》之义，被称为《金匮》注本中的善本之一。清代吴谦《订正金匮要略注》，是博采宋·赵以德的《金匮要略衍文》、徐忠可的《金匮要略论注》等二十余家之精粹，结合自己实践经验，互相印证，进行重订，注释而成。凡原文错简遗误，文义不属，应改、补、删、移者，皆精心审辨，逐条订正，并对古奥词句进行训释，从而条分缕晰，注释透切，理义详明。对疑难条文，另列正误篇中，以待后学研究，其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还有戴震的《金匮要略注》(未见传世)和近代王一仁的《金匮读本》，共计5部，各有阐发。

三、医学书籍的重订校勘

随着新安文化和医学的发达，促进了刻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它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在明清两代中，有名可考的刻工就有400多人。尤以歙县虬村的优、黄两姓，世业剞劂，刻工辈出，为著名的刻书之地。该地从明代正统元年至清代道光12年(1436～1832)，仅黄姓刻工多达二、三百人。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新安刻书业刊刻的新安医籍多达108种，同时还刊刻了全国各地的医学著作140多部，保存了大量的医学文献。

（一）《丹溪心法》的重订校勘   明代休宁程充刻志研究丹溪之学，认为杨林玉揖的《丹溪心法》，文多重出，王季献的《附方》，方未备载，乃以丹溪原论，重为考订，又得丹溪曾孙朱贤的家传抄本合参，辑成《重订丹溪心法》五卷。方广又作《丹溪心法附余》，使丹溪的学术思想得以广泛流传。汪机在歙县见丹溪弟子戴元礼阐发丹溪学说的孤本，抄录以归，定名为《推求师意》，刊行于世，使此书不致湮没而流传下来。

（二）《外台秘要》的重订校勘   歙县程衍道获得唐朝王焘的《外台秘要》四十卷，认为此书经宋代孙兆等校刊，至元明时，刻本已频绝迹，抄本颇多讹缺，于是断荤少饮，历经十年，殚力校正，于崇祯庚辰(1640)，由“经余堂”重刊问世，成为现在《外台》通行本的祖本，功不可没。

（三）《圣济总录》的重订校勘   程云来删定《圣济总录》，此书原名《政和圣济总录》，是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编成，全书200卷，66门，载方两万首。是一部二百万字的医学巨著，虽经元代两次刊刻，终因卷帙太繁，流传甚少。程氏少从叔祖程衍道学医时，曾阅过此书刻本，三十年后在维扬(淮阴)友人江郢上处，看到此书抄本，以其繁重，类似方重出，乃费了一年时间予以删定，于康熙二十年(1681)编成《圣济总录纂要》二十六卷，其中原书缺小儿方五卷(173～177卷)，遍访不得，乃请同学项视庵搜求小儿古今方论，补全五卷，以臻完璧，使这部巨著保存精粹，得以流传。

（四）其他医著的重订校勘    歙县吴勉学博学藏书，拥有十万两银子的资本，设大型木刻园，成为新安最大的出版家。他以毕生精力刊刻经史子集和医书，所辑《河间六书》，收入《四库全书》。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校刊王肯堂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15卷。吴琯尝见薛己校正、发明之书并治验方案等，遗佚颇多，遂就全书经络分类，论述内、幼、女、外四科，并与朱廷枢、吴玄有等共同校正，成《薛氏医案二十四种》108卷。于1513～1619年刊行于世，为出版私人丛书之较早者。清乾隆间，歙县大盐商黄晟，兼营出版业，与叶天士交往甚密，曾首次刊刻《叶氏临证指南》。博学藏书家的鲍廷博还在杭州校刊了不少医籍。大量的医学书籍散布全国，交流了新安医家的学术，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推动了中医学的繁荣，在中医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诊断学的研究

（一）脉诊  明清以来，新安医家对诊断学的研究。共撰写27部专著。最早有明成化年间歙县程玠的《太素脉诀》。程琎的《脉法指明》(已佚)。嘉靖间，汪机的《补订脉诀刊误》(1523)，此书乃六朝高阳生所撰，原名《脉诀》，元·戴起宗集解，又名《脉诀刊误》。翰林学士朱升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于南京郝安常先生处得此书，乃节录藏于家。汪氏闻之，乃备重赀，跋涉百余里，往拜其门，手录以归。并以诸家脉书要语，重为补订，类为一卷。又撰《矫世惑脉论》一卷附录于后。他指出：“古人治病不专于脉，而必兼于审证。若只凭脉而不问证，未免以寒为热，以表为里，以阴为阳，颠倒错乱，而夭人长寿。”并批评世人往往讳病不言，惟以诊脉试医，所言偶中，便视为良医，烦心付托，笃意委任。而于病之根源，一无所告，药之宜否，亦无所审，惟束手听命，遂至因循致死的错误倾向。继之，吴昆著《脉语》一书，以论脉简要闻名。此书条理分明。内容靡不备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著作中，还批判高阳生的《太素脉》。认为切脉不只是诊断病情，甚至可以测知人之智愚，贵贱和寿夭的唯心观点。这些批评，实事求是，中肯持平。余柳庵（之隽)的《脉理会参》，共三卷四十二篇。上中两卷，着重论述“识脉”辨症。并以浮、沉、迟、数四脉为纲，统领二十八脉。对各种脉形的识辨，议论精当，造诣较深，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既继承前人之旨，又有自己的经验心得。对后学以脉酌证，深有启发；下卷载“脉法备录”篇，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临床证候为依据，识常辨变，以常测变，启示人们灵活辨脉识证，并对各种怪脉均有详细的论述。可谓师传心法，而有发挥，确是一部较好的诊断专书。程钟龄论脉之法，以“胃、神、根”三字为本。诚所谓求其根而总其要，博中求约，别树一帜。近世蒲辅周先生在《医疗经验》一书中认为：古人论脉，众说纷云，各有所宗。叔和《脉经》，分体论象，头绪纷策，过于庞杂。他对程氏“胃、神、根”的学说，颇为推崇。

（二）望诊  清代汪宏(广庵)的《望诊遵经》一书，富有特色。他认为：望诊为四诊之首，非望诊确切，无以知其病，更无以知其为何而治。因此，他在著作中，对周身部位、面貌之望诊、四时、五方、气质、老少、居养、变色等望法，以及面目、舌、齿、眉、发、四肢、皮、肉、爪甲、痰、血、大便、溺和形体、容态等方面的望诊，都提纲掣领，叙述分明，其望诊之详细，在我国医学史上实为罕见之作。曹炳章先生认为：“广庵先生作是书，足以纠正国医之四诊不确而善用偏治，以致自误误人者，盛矣！其功之不可没也，虽西医诊断学之详博，亦未有过于是者。”(《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卷3第20页)。还有光绪间，歙县张子襄的《舌图辨证表》，由其门人休宁何愚和婺源朱黻合编而成，专述舌诊的辨证，也是一部可贵的文献。

五、本草和方剂学的成就

(一）本草学的成就  新安山水幽奇，有丰富的天然药源，为新安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因而许多新安医家都对药物进行了研究，写出专著51种。其中，对本草进行全面研究的，首推明代祁门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十二卷(1565)。陈氏经七年的精心研究，共收录药物742种。对药性、产地、收采季节、保管方法、辨别真假、饮片加工、炮制方法、气味主治、配伍君臣、四气、五味、七情、七方、十剂、五用、修合条例等，靡不备述，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此书经王肯堂校，是一部较好的本草专书。李时珍曰：“此书依王氏集要，部次集成，每品具气、味、产、采、治疗方法、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

1、关于论述药性的著作，共有13种。如明代·歙县郑宁的《药性要略大全》十一卷，罗慕庵的《药性论》(见《医宗粹言》卷四)，吴文献的《药性标本》，清代新安蒋居祉的《本草择要纲目》二卷(见《珍本医书集成》)，婺源汪双池的《药性》(见《医林纂要探源》卷二，三)。歙县张节的《本草分经》(见《张氏医参》)。还有清代歙县郑时庄的《药性撮要》，汪烈的《药性会参》，巴堂试的《病理药性集韵》，新安方锦文的《药性歌括》(有绍兴医学社铅印本行世)，近代歙县胡天宗的《药性要略》。

2、关于研究药物临床应用的专著有明代歙县方有执的《本草钞》(附予《伤寒论条辨》之后)，还有明代祁门汪机的《本草会编》二十卷。吴昆的《药纂》、《参黄论》。清代有绩溪周士暹的《本草详要录》，休宁黄良佑的《本草类方》，朱齐龙的《本草澄源》，歙县郑承洛的《熟地黄论》、《燕窝考》和近代王一仁的《饮片新参》。共计13种。

3、关于本草简要歌诀。共有9种。其中影响较大，流行全国的有汪昂的《本草备要》，还有歙县殷世春的《本草便读》及殷长裕的《本草便读补遗》，其次有清代黟县潘元森的《本草略》，休宁汪宏的《本经歌诀》、《本草附经歌诀》，绩溪方玉简的《本草诗笺》和近代汪润身的《新编本草捷要歌》。这些书，括歌成诵，通俗易懂，利于普及药学知识。

4、关于研究食物本草的有6种。最早是元代休宁吴瑞的《日用本草》三卷，现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刊本传世，介绍了日常食物防治疾病的方法，并附有效的经验方，以供山区农民就地取材，防治疾病。明代婺源鲍山(元则)的《野菜博录》三卷。载药262种，成书于天启二年(1622)，乃鲍氏筑室黄山，亲尝各种野菜的风味而编成，并加绘图。介绍其性味和调剂方法，为食物本草中一部有一定价值的书籍，现有影印本传世。还有汪昂的《续增日用菜物》，休宁吴德熙的《食物本草》，程履新的《山居本草》。歙县汪汲的《解毒篇》，介绍了食物中毒的解救方法。

5、关于药品的采收、加工、鉴别的专著。有明代歙县程伊的《释药》，汪书芳的《二酉山人药囊草》，歙县江昱的《药房杂志》，黄山采药翁的《农经酌准》等6种。

6、关于本草文献研究方面。清代休宁汪宏的《神农本草经注释》，金山农的《本草衍句》，婺源戴葆元的《本草纲目易知录》和近代王一仁的《神农本草经新注》，共计4种。其它还有近代歙人胡天宗的《药物小说》。是以药名编成故事。颇有风趣，惜已亡佚。

(二)方剂学的成就  明清以来，新安医家对方剂学的著作，共有74种。南宋张杲的《秘方奥旨》，是搜集古之禁方而成，内容丰富，为新安医学最早的一部方书。明代吴昆的《医方考》六卷（1584），分73门。包括内、外、妇、儿、五宫各科。各门首叙病因，次列方剂，载方700余道。按证排列，逐方发其微义。对方剂的名义、药力、见证、变通等均作了详细的考证，使读者易于领会方旨，掌握临证遣方、加减变通之要领。所收之方亦很实用，考证言简意赅，是一部切合临床实用的医方。清末著名学者杨惺吾先生在其所著《日本访书志》赞称：吴氏“取古昔之良方七百余首，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非徒苟然志方而已。今观其所著，皆疏明古方之所以然，非有心得者不及，此信医家之巨擘……。”吴氏此书曾流传日本。日本元和五年(1619)和庆安四年(1651)。相继在日本刊行。

汪昂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著《医方集解》四卷，共分二十一门，收入正方三百余道。附方更多，后附《急救良方》、《勿药元铨》。1694年又编成《汤头歌诀》一卷。他选方严谨，运用经典理论，注释精辟，阐明用药的道理和使用方法，使读者同时学到许多医学经典的理论知识。此书问世，风行全国，流传海外，成为医家必读之书。现今全国各大专中医院校，均列为重要的参考教材。严云仓在《汤头歌诀》续编序中云：“考《汤头歌诀》由来已久，至汪氏所编，始称善本。”

关于方剂的分类，据《中国医学史讲义》载：明清以来，在原来“十剂”的基础上又发展为十八剂。后来，徐春甫又扩充为二十四剂（见《古今医统大全》）。至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则合并为二十二剂，颇为实用。

新安医家除对方剂进行大量的注释工作外，还编写了不少方剂歌括，搜集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方，把实践知识传之后学，为发展中医药学，提高医疗水平做出了贡献。

六、医学理论上的进步

（一）首创《伤寒论》错简重订学派  明嘉靖、万历间，歙人方有执（1523～1594？）精研《伤寒论》，认为此书经王叔和整理，已有改动。后经成无己作注，又多所窜乱。乃竭二十余年之精力，推求仲景原意，调整篇目，重次条文，订为经十一篇，法三百九十七，方一百一十三，于万历二十年（1592）编成《伤寒论条辨》八卷，以图还仲景原著面貌，首倡《伤寒论》错简之说。并指出《伤寒论》不限于治伤寒，对阐发仲景之旨影响较大。后世推崇有执之学，力主《伤寒论》错简说的，代有其人。

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喻昌(1585～约1664)，字嘉言，江西新建人。于顺治五年(1648)撰《尚论篇》八卷，将《伤寒论》条文重新分类归纳，详论伤寒六经证治，创三纲鼎立学说。另有《伤寒抉疑》系喻氏与程云来议论《伤寒论》疑义之辑录，或以“问答附篇”为名，缀于《尚论篇》后。

张璐(1617～1699)字路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研究伤寒三十余年，于康熙六年(1667)撰《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各两卷，宗方有执、喻嘉言，本三纲鼎立之说，将《伤寒论》重新分类，首详六经证治，分太阳病为八类，次列结痞、温热、痉湿暍等杂病，并采喻昌《尚论篇》及各家注说，以发明之。并在《绪论》一书中列一百四十余证，分述诊脉、察色、劫病、刺灸诸法，附载杂方一百四十余首，辑录先哲方论。其子张登、张倬继其学，常与其父著作合刊行世。

程应旄，字郊倩。明末清初歙县人。汲取方有执、喻嘉言综合整理《伤寒论》条文之长，再行归类条理，阐发己见，于康熙九年(1670)撰成《伤寒论后条辨》十五卷，所列条文承上启下，注释入理。并将《伤寒论》原文、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三书附之于后，以便参检。又著《伤寒论赘余》一卷(1672)，以补前书之遗。

郑重光(1638～1716)，字在辛，号素圃，晚号完夫，歙县人，清初医家。以医名世五十年，尝取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删其繁复，参以喻昌、张璐、程郊倩三家之说，附益己意，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撰成《伤寒论条辨续注》十二卷，以补方氏之未备。复撰《伤寒论辨证》三卷(1711)，就证分经，病情详于各证之内。

黄元御(1705～1758)，一名玉路，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山东昌邑人。清康乾间医学家。尝宗方有执之说，著有《伤寒悬解》十四卷，《伤寒说意》十卷、阐释颇有心得。弟子毕维新等继其学。后世张琦、欧阳兆熊等亦受其学术影响。

周扬俊，字禹载，苏州人。康熙十六年(1677)，取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附以己意，编成《伤寒沦三注》十六卷，以阐发仲景及前贤之精论。

吴仪洛，字遵程，浙江海盐人。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行医四十年，名噪乡里。著《伤寒分经》十卷(1766刊)，详注《伤寒论》字句并阐其义。尝言：“自叔和而后，《伤寒论》一书沉沦于羊肠鸟道中者凡千余年，有明方有执出，著《伤寒论条辨》，澄几研理，卓识超越前人。”

章楠，字虚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嘉道间著名医学家。鉴于《伤寒论》辞简义深，理法微妙，乃参方有执《伤寒论条辨》予以重编，于道光十五年(1835)撰成《伤寒论本旨》九卷。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阐述各经病症，因而形成了以方有执为先导的《伤寒论》错简重订学派，对后世研究《伤寒论》有很大的影响。

（二）临证治疗创固本培元派    新安地处东南，气候温和，地卑多湿。新安医家根据“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新安的地理、气候、人的禀赋、生活习惯等特点，在临证治疗上，推崇李东垣的《脾胃论》和朱丹溪的养阴学说，注意固本培元，重视调气血，和脾胃，补先天之肾气，扶后天之胃气。如祁门汪机在学术思想上以调补气血为主导，又偏重于气的调理，而用药习用参芪，借甘温之力以补脾胃。脾胃无伤，营卫便有所资，元气有新助，邪就可以不治自除。他的门人汪副护，临证治病，以扶元气为主，自号“培元”。孙一奎认为：人身之气，有宗气、营气、卫气、原气的区分，尽管它的功能不同，但都必须依靠宗气的统摄，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此，他在辨证治疗上颇注意正气的补养。余博山善用补气健脾之法，如对缠绵岁月的胸胁胀痛，时吐痰涎之证，先补脾胃，兼顺气消痰；痨瘵喘息身热，元气渐衰之证，以参芪补气救之。并提出：“泄泻者多主虚寒，急宜温补”“产后多防气脱”等治法(见《论医汇粹》)。余午亭在《诸症析疑》一书中，强调正气的作用，重视扶正气，益脾胃。他说：“土者，万物赖之以生。”“人之有肾，犹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制阳光，健筋骨，生精神，其所系亦重矣。”因此，他在《医案》中“凡见元气虚者，虽有别证，当理元气。”“元气一复，诸症渐消。”孙文胤以护胃气为主。汪汝桂宗东垣、丹溪诸法。罗慕庵先调理而后汤药，深得扶正驱邪之旨。程衍道在其医案中，有阳浮阴弱补心肾，久嗽脾虚补脾肾，体弱临盆补气血，目涩无光补精血，神倦尺虚温肾法，烦劳煎厥养阴法，腹肿脉瘦消补并疗等案。吴楚(天士)，在《医验录》中，用寒凉而验者十之三四，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程钟龄对补脾肾的理论，有明确的见解。他说：补脾不如补肾者，以命门之火，可生脾土也；或谓补肾不如补脾者，以饮食随进，当能下注于肾也。须知脾弱而肾不虚，则补脾为先，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补肾为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同时，在用药上，以轻灵取胜，这是新安医家一个特点，因而形成了以汪机为先驱的“培元”派。

(三)喉科学上创养阴清润派   歙县喉科名家郑梅涧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著《重楼玉钥》，及他的长子郑枢扶(名承瀚)于嘉庆九年(1804)所著的《重楼玉钥续编》，在中医喉科专著中颇有地位。郑氏不仅用汤、散治疗喉科疾病，而且善用针刺治疗急重喉症。

尤其是白喉一症，古书无此记载，最早是芜湖颐世澄(练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所著《疡医大全》一书中，有“天白蚁疮”一症，所述症状类似白喉，此时可能有少数白喉出现。郑梅涧在乾隆三十三年著《重楼玉钥》时，尚未述及此症。后来其长子枢扶又作整理，并将梅涧与三子既均(名承洛)的会谈记录，补入“梅涧医语”第一则中，提出白缠风(类似白喉)之病名，这是我国医学史上对白喉症状之第二次见于文献者。关于白喉流行的历史，徽州在乾隆四十年(1775)前无此症，即有亦少。乾隆四十年后，徽州始见白喉流行。嘉道年间(1796年～1861)，盛行于苏、浙。后蔓延到湘、豫及陕、甘、云、贵等地。当时医生对咽喉疾病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喉科书籍。歙人许佐廷于同治三年(1864)刊行郑麈所辑的《喉科秘钥》并作《喉症补编》中，曾记载了1785年和1856年两度流行白喉，这是我国第二度和第三度白喉流行的文献记载。

关于白喉的治疗，郑梅涧经十余年(1787年以前)的临床实践，在郑枢扶补入《重楼玉钥》的第一则“梅涧医语”中指出：“白喉一症，余经历十余，俱已收功，此症属少阴一经，热邪伏其间，盗其肺经之母气，故喉间起白，治以紫正地黄汤为主，除紫荆皮、茜草二味。因喉间之白，乃邪伏于少阴肾经，蓄久而发，肝失水养，非喉之本症风热结于血分可比。”又指出：“此二药开结破肝血而燥热，最不宜用，复伤其阴，而白反弥漫不解。”他的立论，既阐明了病机，并为治疗白喉奠定了理论基础。其长子枢扶和三子既均，经二十年的临床实践，于乾隆六十年(1795)间，整理《重楼玉钥》一书时，结合临床经验，又补入第二则“医语”。他认为：喉间起白点，乃伤燥及感受疫气为致病之因，由于水虚则金不润而燥。在论治上，最忌发散，又忌苦寒，当以养阴清润兼辛凉而散为主，爰立金从水养一法，大胆创用养阴清肺汤，方用大生地二钱、麦冬一钱二分、玄参一钱五分，贝母(去心)、丹皮、炒白芍各八分，薄荷、甘草各五分(不用引)。矫正时医每以此当实证，非辛温发散，即苦寒降泻的错误。为治疗白喉开创了新的途径。张赞臣先生认为：当时喉科著作，在理论上较为完备的是郑梅涧的《重楼玉钥》”。干祖望先生认为：对于治疗白喉一症，由于古书未载，无新师承，当时在理论上不统一，造成了许多派别，一是宗温热，不忌升，不忌表者；二是宗清凉滋润者；三是忌表；四是反对忌表。郑氏提出“忌表”之论，“非徒在医界树有百拆不挠之地位，而且竟在民间也家喻户晓。”后世承其学者，不仅家传承上启下，历今八代。而有歙县名医汪燕亭，字必昌，清嘉庆间，曾任御前太医九年，他于嘉庆十五年(1810)撰《聊复集》五卷，其中卷五为“喉齿科玉钥全函”，因取材于郑氏的《重楼玉钥》，因名曰《玉钥集》。咸同间，歙人许佐廷，业儒兼医，官至太守。他在刊行《喉科秘钥》时，作《喉症补编》外，并积四十余年治喉之经验，著《喉科白腐要旨》两卷，指出：“万物莫燥乎火，”而以“补水清火”之法治疗白喉，其学术思想是源于《重楼玉钥》养阴清肺之论。清医家耐修子(名佚)所撰《白喉治法忌表抉微》(1888)及《白喉全书》所提养阴忌表之论，推崇养阴清肺汤加桑叶、青麟丸治疗白喉，乃师梅涧《重楼玉钥》之法。江西南丰清末医家刘昌祁(字式宋)于1900年纂《仙传白喉治法要言》(又作《白喉治法要言》，乃宗“养阴忌表”四字纲要而成。因而在喉科学上，形成了以郑梅涧父子所倡导的养阴清润派。

(四)首次提出“新感温病”的学说   汪机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感温病’的学说：明确指出“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日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伤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从此，温病的成因有“伏气”、“新感”两种，始为一般医家所公认。明代歙县程敬通在医案中，也有“温邪袭肺，咳甚；入胃，渴甚”之案，后人程曦注释，说明这是新感之风温，非伏气之风温与春温也，由此可以说明敬通先生已认识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理，而且方中以牛蒡、前胡、豆豉辛凉轻透，以桔梗、甘草宣肺止咳，以芦根生津养阴。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是有启示的。

对温病的认识，吴正伦在明隆庆二年(1568)以前所撰的《脉症治方》一书中就指出：这是“杀厉之气，严寒之毒”，“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为“时行不正之气”，“无分少长病皆相似”。此即“温疫”、“传染”病也，并嘱人在春秋服预防药，“以免疫气传染”。他的见解，对后学认识传染病，进行预防工作，又一定启发。

(五)首次阐发脑的学说    战国时，孟子曾说：“心之官则思”。把人的思维活动归之于心。《内经》上也有“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记载。这种观点一直为人们所公认。明末清初，休宁县抗清英雄金声(正希)在《尚志堂文集·见闻录》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说：“人的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见一物，必有一形留于脑中，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他的议论，朴素地把脑的功能和生理现象解释得比较清楚。壮昂在《本草备要》(1695)“辛夷条”中，也有“人的记忆皆在脑中”的记载。汪文绮在《会心录》(1754)下卷“鼻渊”一症中，也载有“夫脑属神脏，藏精髓，而居高位”之句，程杏轩在《医述》(1826年)卷十一，“健忘”一文中，曾引用了金声的论述，说明新安医家在明清时代对脑的概念就有明确的认识。道光十年(1830)，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载有“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之论，医者不察，认为是王氏“纠正了流传几千年的错误观念”。其实新安学者比王氏早190年就提出来了。在我国医学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

(六)关于命门、三焦、火、气的学说    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阴阳、五行之理，并对命门、三焦、火，气等方面的立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两肾即腰子，而命门是两肾间的原气，并无形质可指。三焦只有一个，是含上、中、下三部而言，作用虽能普及上、中、下三部脏腑膏膜之间，实无具体形质。他对火的认识，不同意丹溪的《相火论》君火属人，相火属天和肝肾之火属人，雷龙之火属天的主张。认为火只有内外之分，邪正之别。无论在天在人，凡属正火都是主于生化的元气；凡属邪火，无论外来内生，但都是有害于元气的贼邪。他对气的认识，认为人身之气，有宗气、营气、卫气、原气的区分，尽管它的功能不同，都必须依靠于宗气的统摄，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此，他在《赤水玄珠》的辨证治疗中，颇注意正气的补养。

(七)阐发“眩晕”的病机   关于“眩晕”的病机。《内经》认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刘河间则从“风火”立论；朱丹溪以“痰”为主；张景岳遵《内经》之旨，认为“虚”是根本；陈修园则综合诸说。程衍道在《医法心传》中提出：“六淫之感，七情之伤，皆足是病”“怒气伤肝，则肝火上冲”，“脾受湿伤，久则湿热痰凝；肾水不足，而雷龙之火震发于上，皆能为眩为晕，其得之气血耗损，更自不少。或虚或实，切而知之”。“治法概以清火、导痰、理气、养血为正”。他的立论比陈修园约早160年。

(八)倡导“八纲辨证”和首创“医门八法”    程国彭在《医学心悟》(1732)一书中，根据《伤寒论》中六经辨证原则，不仅倡导“八纲辨证”，并在前人治病五法、六法的基础上，首创“医门八法”，他说：“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 他的立论，普遍为医家所采用，成为辨证的纲领和治疗的准则。

(九)首倡“外损”和“理脾阴”学说    吴澄著《不居集》五十卷(1739)，把虚损分为内伤、外损，首创“外损”学说，提出了“外感类内伤”的理论。在治疗外感的方法上，反对乱用补药，创立“补托”和“解托”法，使外损之余邪有出路，不致反戈相向而伤人。在方剂上，他针对时医非攻即补，非补即攻，或攻或补，蛮攻蛮补，攻补失宜之弊。创用“补托”和“解托”的方剂多种。兼攻的称解托，兼补的称补托，融攻补二法为一体，互相协调，平正中和，以达到抗病驱邪之目的。他又提出“理脾阴”的理论，并创制了“中和理阴汤”、“补脾阴正方”、“资成汤”、“理脾益营汤”等九个有效方剂，与叶天士“养胃阴”的理论互相媲美。孟河费绳甫先生认为：东垣虽重脾胃，但偏于阳。近代吴师朗《不居集》补脾阴之法，实补东垣之未备。

(十)外科学上倡言“治外必本于内”的观点    汪机的《外科理例》(1519)，从病理上解释外科病症，说明外科多本于内。在治法上主张调补元气，先固根底，戒滥用刀针，以消为贵，以托为畏。《中国医学史讲义》认为：汪机这些主张，均为经验之谈，可以效法。故为当时外科中一部较好的著作。后世王洪绪著《外科证治全集》(1740)，强调汪机“以消为贵，以托为畏”的观点，有益于外科内治法的发展，是近代外科学主张外症内治一派的代表作。

七、临证各科的发展

  唐宋时期，新安医学分科之见于文献者有内、妇和针灸科，其他各科未见记载。明清以来，通过学术争鸣和医学交流，内、外、妇、儿、伤、眼、喉、针灸、推拿等科相继发展。不少医家纷纷著书立说，共计撰写了临床各科的医籍213部，现取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内科  内科著作75种，最早的有元代吴以凝的《去病简要》二十七卷(未见)，明成化间歙人程玠的《松崖医径》，力言《伤寒论》治杂病之说。吴正伦的《脉症治方》(1553年前)，对脉、症、治、方，依次立论，按脉审证，因症酌治，因治定方，四者相承，立论精详。余午亭的《诸症析疑》四卷，为内科之善本，医者竞相传抄，咸称为“苍生之司命”。休宁孙一奎的《赤水玄珠》三十卷(1584)，采先贤名言及亲身经验，按证分七十门，专于明证，对寒、热、虚、实、表、里、气、血，辨证详细。对古今病名相混，尤为明晰。明末清初，歙县程衍道的《心法歌诀》(1636)、《医法心传》、《迈种苍生司命》，有博有约，各有发挥，李中梓先生在程氏《心法歌诀》的序言中，盛赞此书“博而约之，神而明之……为医道之舟楫，岐黄之模范。”并称衍道为“天下之神手也。”清雍正间，歙县程国彭将毕生精研医学之心得，写出《医学心悟》六卷(1732)，对养生、诊断、治法、伤寒、杂症、妇产等，靡不备述。其书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在全国广泛流传，为医界所推崇，曹炳章先生在《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中载：“前绍兴名医邵兰孙治病，颇有神效，询其所宗何书?则云：治杂证、时病，唯程氏《医学心悟》及叶氏《临证指南》二书而已。查其立方用药，果无一不本诸于此二书”。程氏创用的贝母瓜篓汤治疗痰热生风，内风上扰之眩晕；生铁落饮治颠狂；神心解语丹治中风不省人事之厥证；止嗽散治诸般咳嗽；消瘰丸用于清热化痰、消坚软结等方，均为医界广泛运用于临床。还有吴师朗的《不居集》五十卷(1739)，把虚损分为内伤、外损辨证立法，独有见解，是一部论治虚损的专书。婺源汪绂的《医林纂要探源》十卷(1758)分论五行生克及脏腑经络部位、脉象、药性、方剂等，各能阐发精义，为新安医学的宝贵财富。

（二）妇科  新安妇科始于南宋孝宗时(1163～1189)之歙人黄孝通，曾被授予“御赐医博”。其十四世孙黄鼎铉于崇祯时又为御史叶高标(任歙县令)推荐入京，治愈贵妃田姝之血崩症，并赐“医震宏都”匾额。南末理宗皇帝久病，郡守范钟推荐婺源县名医江喆(字明远)赴京治之而安，主祐年间(1253～1258)又以红藤制剂治愈了公主之胎漏。历代以来，新安医家关于妇科的著作共有十四种，最早是明代祁门徐春甫的《妇科心镜》三卷(见《古今医统大全》)。洪基的《生育指南》四卷。清康熙时，有歙人黄予石的《妇科衣钵》，他分析难产的原因是；临产努力太过、体脂肥厚、平素安逸、胎儿过大、妇人矮小、交骨不开、胞破水去太早、胞内干涩、胎死腹中、羊水过多、腹大异常等所致。并对横生、倒生、分别提出了用手矫正胎位的方法，如：“倒生者……儿先露足，令母仰卧，以手徐推足入，良久仍推儿身，徐候转正，迎门即生。”在二百五十年前，就提出这些理论，是可贵的。汪喆（朴斋）的《产科心法》，继承其师程国彭《医学心悟》关于妇科的学术思想，加以发挥，增补了二十三个病症，丰富了产科内容，立论简练，选方精灵，《中国医学史》认为：“是较好的产科专书”。

（三）儿科  新安医家对儿科颇为重视，撰写专著共有71种，其中明代20种，如汪源的《保婴全书》，刘锡的《活动便览》，徐春甫德《螽斯广育》、《幼幼汇集》，吴元溟的《儿科方要》，程公礼的《保赤方略》等。迨至清代，则有51种，其中，许豫和的《许氏儿科七种》，为新安儿科专著的善本。

新安医家鉴于麻痘之症对小儿伤害尤烈，研究颇深，撰写的专著共有44种。如明代汪机的《痘治理辨》、孙一奎的《痘疹心印》、徐春甫德《痘疹泄密》、朱仰松的《新编痘疹全书》、郑美涧的《痘真正传》、许豫和的《橡树痘诀》《痘疹余义》等，都记载了各自的临床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外科  据《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人洪玥精外科，著《外科秘要》（已佚），“自玥之后，郡之治外科者，始有宗法。”《休宁县志》载：明代屯溪徐成章亦善疡科，但无著作传世。自明季以来，新安外科著作共有十二种。较有影响的是明代祁门汪机的《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1531)，共分154门，附方165道，立论精辟而有新见，在外科学上有一定的评价。休宁王有礼(本姓沈，字三五)，尝为嘉兴邑庠生，著《尊生外编》八卷。经验亦丰。尤其是明代休宁王尚，少习外科，寓杭州行医，医名甚著。据《杭州府志》载；王尚善冶跌打损伤和脑裂额破等症，曾遇腹破肠出病人，王氏浣肠纳腹中，用桑皮缝合而愈。还有明末清初休宁程邦贤之妻蒋氏，治一初生婴儿，无肛门，腹胀欲绝，蒋氏以手术治疗，并用棉球蘸蜜塞肛门，保持通润，儿乃无恙。清初叶天士之父朝采，行医于吴，范少参之子伏庵，生无肛门，啼不止，朝采以金刀割之而愈。程国彭的《外科十法)一卷，言简而赅，方约而效，在临症治疗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又据《婺源县志》载。名医江考卿(1771～1845)，善治骨伤科，曾施行类似泌尿系统结石和睾丸摘除等手术，一百四十多年前，在我国外科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还有歙县鲍集成的《疮疡经验》三卷(1798)，方家万的《外科秘方》，黟县姚慎德的《外科方略》，新安周云章的《外科三字经》，各有经验流传于世。

（五）伤科  据文献记载，新安医家治跌打损伤者，始于明代休宁王尚，他行医杭州，能治脑裂额破等症，当是新安伤科的先贤。清康熙间，歙县程时彬，世居歙县槐塘，随父迁居歙西之黄源村，初行医业，因得黄姓医书，乃以伤科名世，垂今十代，成为驰名的“吴山铺伤科世家”，婺源县江考卿于道光年间以伤科名世，他用触诊法检查骨擦音以诊断骨折，遇骨碎甚者，则取它骨填接以治疗，颇有巧思创见，著有《江氏伤科学》（又名《伤科方书》）行世。歙县徐少庵著《啖芋斋别录》，专论跌打损伤的治疗，并附穴道图及体育拳势图，以资锻炼。而民间治疗伤科未见诸文献者，间亦不少。

（六）眼科  新安眼科专著共有两部，最早有明成化年间歙县程蚧的《眼科验方》(又名《眼科宝籍》)，此书有症有方，图文并茂，把眼病的病机归纳为风、火、虚三者，明辨虚实，分症论治，用药轻灵，曾多次刊刻流传，民间抄本亦不少，对症检方，辄见奏效。又据《休宁县志)载：明代休宁王一风，曾授太医院吏目，其祖王阳明，独善眼科，济入甚众，一风承其业，治病每见显效，惜未见著作传世。清代休宁县万安汪镇国善治目疾，有“拨云见青天”之誉，著有《明光奥旨》一书，今佚。

（七）喉科  据《休宁县志》载：明代休宁朱之光精针灸，善治喉项间疾，治无不验。由此可知朱氏运用针灸治疗喉病具有丰富的经验，是新安喉科史上一个先例。继之，运用中药内服、外治和刀针综合治疗喉科的，则是清康熙间歙县郑于丰、郑于蕃兄弟二人，他们从江西南丰黄明生先生秘授喉科三十六症，专志喉科，垂今九代，成为新安的喉科世家。新安历史以来十四部喉科专著，郑氏两家就占八部。最负盛名的是郑梅涧的《重楼玉钥》，郑枢扶《重楼玉钥续编》，在我国喉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有郑青岩的《喉科杂症》，许佐廷的《喉科白腐要旨》，均为喉科专著的善本。

（八）针灸推拿  新安针灸的历史悠久，早在南宋时，休宁吴源(?～1173)善针灸，人称“神医”，封为翰林医官。曾治一虫症，针其腹，吐虫而愈。南宋婺源程约、马荀仲，俱得针灸之妙。一次马氏为太守韩瑷治病，从右臂进针，针入其半而断。程氏乃于左臂针之，须臾，右臂之断针乃出，病亦随之而愈。其针法造诣之深，非同一般。元代婺源王开曾师窦汉卿学针灸二十余年，至元初(1271)领扬州医学教授，尝与其子国瑞增注窦氏《铜人针经密语》一卷为《增注针经密语》，并撰《重订标幽赋》、《针灸全书》各一卷(已佚)。国瑞又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为《四库全书》珍本。明万历间，三衢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是以此书和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等书作为主要参考书籍之一(见赵文炳《针灸大成序》)。明正德间，祁门黄宰善针灸，数千里赶来就诊。黟县史谋善针灸，求治者众，有时出游，则泛舟从医者或数十艘。成化间，歙县程玠还有开棺施针，救活产妇之轶事，人以为神。明代汪机的《针灸问对》，语简义明。吴昆的《针方六集》集古代针灸之大成，内容丰富，理邃学深，很有临床价值。清代吴亦鼎的《神灸经纶》立论详细，是一部专论灸法治病的名著。曹炳章先生认为是“罕见之作”(见《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纵观新安医史，自南宋以来，共有十三人撰写针灸著作二十种，并有三人撰写推拿按摩的专著三部。如清代吴师朗的《推拏神书》，余懋的《推拿述略》，方开的《摩腹运气图解》，各有见解，在临床上有一定价值。还有休宁许凝，以手代针，推拿治病，其经验之丰，世罕其传。

（九）养生  新安医家颇重养生，不乏高寿之人。如程伯益“以神医著者七十年”，张文左活到九十五岁，陈嘉谟、汪昂八十高龄仍著书立说，活过古稀者比比皆是。《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已病治未病”。新安医家把治未病的预防思想与养护元气的思想结合起来，撰写了许多关于养生方面的著作留给后人。早在宋代就有婺源王炎撰《资生经》。明代成化年间，吴正伦壮年赴燕，经过齐地，见当地人不善摄生，乃作《养生类要》2卷，在齐地刊行。徐春甫总结前人养生经验，附入个人心得，撰写了《老老余编》、《养生余录》。他说：“养生导引，诚古人治未病之方也。今人惟待病求药,殊不知善养生者,譬犹曲突徙薪,自无焚燎之患矣。”从保元、食饮、房室、起居、护持、怡情、节宣方面引古发新。倡药补不如食补，仅《老老余编》中载药粥就有44种之多。方开《摩腹运气图考》则是炼“内气”的专著，汪昂《勿药元诠》言简意赅，集诸养生法之精华于一卷，诸如“调息法”、“数息法”、“苏子瞻养生颂”、“一称金诀”“调摄法”，简便易行。特别是《养生十六宜》，总结了前人养生箴言和方法，较系统地提出了人体各部位的保健方法，具体有：发宜常梳，面宜常擦，目宜常运，耳宜常弹，舌宜抵腭，齿宜常叩，津宜常咽，浊宜常呵，背宜常暖，胸宜常护，腹宜常摩，谷道（肛门）宜常撮，肢节宜常摇，足心宜常擦，皮肤宜常干淋浴，大小便宜闭口不言。这类著作还有澹然居士审定的《卫生杂要》，朱本中《修养须知》、《饮食须知》，许思文《星轺避暑录》，王禹门的《个人卫生谈》等。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普及

明代的医学教育，一般以家传世业为主，凡属医家子弟可选入“太医院”学习。清代初期，“太医院”中设有教习所教授医学，学生来源由各地医官保送。新安的医学教育，能到“太医院”中学习者是极少数，由父传子、传弟、传孙、传侄、传婿、传甥的形式传授医学占有很大比例。新安医家的“家族链”少则几代，多则十几代、二十几代。如歙县“黄予石妇科”起于南宋御赐“医博”黄孝通，传至十四代孙鼎铉，又至十七代孙予石，序庭、惠中、立恽、鹤龄、竹泉、从周。

新安医家的“师承链”，有的系名师嫡传，如张扩、汪机。北宋张扩先从湖北名医庞安时学医，又从西蜀王朴学脉，在名师的精心传授下，扩医术精进。汪机传弟子陈黄古潭等8人，黄传孙一奎，孙又传弟子多人，以至汪机弟子布游四方；有的以祖传为主兼师承，如歙县陈桷、郑于丰、郑于藩师承闵人喉科名医黄明生，二郑分别传子郑宏纲（梅涧）、郑宏绩，郑红纲又师承陈飞霞，其后郑氏历代不乏喉科名医。

新安医家在历代相传中形成众多的“家族链”和庞大的“师承链”。无数的“家族链”和“师承链”纵横交错，使新安医家代有传人，不断发展，长盛不衰。

一、访师问道  注重师承

新安医家取得如此成就，除教育的兴盛、徽商发达等原因之外，他们博学强记、虚心好学是一个主要原因。他们中成名医家多数在家学成后，走出徽州访师问道，切磋医术，提高医疗水平。如吴昆从师余午亭，勤奋3年，所学见解咸合师意。遵师嘱友天下士，由三吴赴浙江、历荆襄、抵燕赵、负笈万里，不减72师。孙一奎游彭蠡、历庐浮沅湘、探冥秦淮，钓奇于越、掩迹三吴，所到之处，遇有所长，即往请益，偶遇明哲，则折服其前。程衍道虽医名卓著，但闻上海李中梓名，亦前往师之。叶天士也先后从师17人。早在明·嘉靖癸卯（1543）十月十三日，当时名医余傅山、吴篁池、汪宦、汪双泉等，聚集在歙县乌聊山馆讲学，交流学术见解（相当于今日之学术研讨会），并将此事及交流内容记载在余傅山《论医汇粹》中。

二、开展民间医学普及教育

隆庆二年（1568），徐春甫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据徐氏《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仁医会录》载，参加该会有苏、浙、皖、闽、广、湘在京医生46人，立会规有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等二十二款，对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

槎溪会课是清光绪十六年（1889）前后，婺源县名医俞世球任嘉定县丞时，在南翔创办中医培训班，要求入学者先学柯韵伯《伤寒来苏集》、李中梓《内经知要》；再学金元四大家著作，认为此“四家之学，分而观之见其偏，合而观之，则见其全。”最后学习《内经》、《金匮要略》等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并主张师生相互讨论、切磋医学。此可谓中医专科学校之刍形。

三、撰写医学入门著作

新安医家亦颇重医学普及，撰写了不少医学入门著作。

早在明成化年间，程玠作《松崖医径》，列主证、备治方，简明扼要，被誉为“入门之径”。

汪机欲后人乐守是道，以承其志，撰写了《医学原理》13卷。首论经络穴法，继述六淫之邪与气血之论，再介绍内伤诸证及妇、幼科。汪昂著《素灵类纂》、《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及《汤头歌诀》，文字流畅，通俗易懂，一直被作为医学入门、中医带徒的基础理论教材。

程国彭业医三十余年，将其临床经验心得撰成《医学心悟》5卷，作为向门人授课的教材。对养生、诊断、治法、伤寒、杂证、妇产等靡不备述。该书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是临床课较好的普及教材。

吴谦编的《医宗金鉴》概括了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阐述了各科病证的病因和辨证治疗，条例清晰，切合实用。尤以各科心法要诀，使学者易于记诵，成为医家通用教材。

汪绂的《医林篡要探源》对中医基础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内容精辟、引申透彻，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理论参考书。

程杏轩上溯轩岐，下逮汉唐以下古今医书三百二十余家、经史子集四十余种，摘其精粹，编成《医述》16卷。《医述》取舍精当，由博返约，手此一篇，可无余蕴矣。

另外还有，程芝田的《医法心传》，程曦等的《医家四要》、周云章的《简易医诀》、《儿科三字经》、《外科三字经》及戴葆元的《家传课读》都是普及入门的通俗读物。

第二章  新安医家的从医之路与治学特点

第一节  新安医家的从医之路

新安为商贾之乡，又为“东南邹鲁”，素称“文献之邦，礼仪之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方文化之士。他们饱受儒家理学思想教育，认为医亦儒者事，事亲抚幼之际，诚不可忽。若以之自治，则可以却病；以之事亲，则可以全孝；以之抚幼，则又免陷于不慈，其为生民日用之助，亦广有益。医在封建社会虽被视为末流，但在新安地区却颇受重视。

一、新安医家从医之因

（一）新安儒士“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儒家倡导“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自朱熹倡导修儒须兼修医学之后，新安儒士身体力行。宋元以降，徽州的教育事业兴盛、徽商的繁荣及刻版业的发达，给新安医学发展带来绝好的机遇，成就了大批新安医学名家。略析他们从医之因，约有以下数端。其一为以儒通医，多为饱学之士或知名硕儒，早年儒医兼修，以儒理贯通医理，医学也有相当造诣。如宋乾道五年（1169）进士王炎，官至饶州及湖州知州，授太学博士，撰有《伤寒论注》、《本草正经》；马咸，曾任四川遂宁知府，后辞官，隐于医；程衍道，其文称雄两浙间，后以医为业，有“日出治医，日晡治儒；出门治医，入门治儒；下车治医，上车治儒”之称。属于这类的有汪纲、鲍同仁、程玠、余傅山、张柏、方有执、毕懋康、汪昂、程应旄、吴楚、汪绂等。其二是仕途不敏、弃儒从医，多为邑庠生，屡试不中，转攻医学而有所成就。如李之材，幼习举业，屡镳闱战，数奇不遇，而弃儒从医；余午亭，攻读儒学30年，士际不遇，适其兄任钟祥县令归，劝其弃儒从医，遂发奋钻研医学；程知，甲申大难，已是壮年的他自觉做官无望，乃濡首舐毫于医，著有《医经理解》与《伤寒经注》；周懋元，17岁去钦天监，因感仕途险恶，愤而辞职，转攻医学。这类医家有吴文冕、程廷吁、汪纯粹、詹之吉、王桂元、吴澄、江芬等等。其三因亲人病或自患病延医久治不愈，或亲属死于庸医之手，遂至奋而学医者。如明江瓘，县诸生，14岁时母暴病身亡，后因患呕血，延数十医治无良效，遂研岐黄；程云鹏，因母、妻及儿女相继死于庸医之手，悲愤之余，乃发家藏轩岐以下书二千余卷，昼夜诵读，遂通医术，行医20余年，著有《慈幼筏》等医书。胡田、程充、方广、张柏、徐春甫、罗周彦、程仑、卢云乘、郑重光、程钟龄、方肇权等均是由这类原因走上从医之路的。其四是出自世医之家，从小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加上本人的不懈努力，而成就为一代名医的。如叶天士，祖父叶紫帆，父叶朝采均为当地名医，天士少读诗书，暮归，其父授以岐黄学。14岁父殁，从父之门人朱某学医。天士能彻其蕴，其见解每出朱君之上。他好学不倦，能择善而从，10年从师17人。审证立方，不执成见，治多奇中，而成为一代名医。又如吴元溟，16岁从父学医，随侍诊病，父耳提口授悉心传授。元溟亦详求博考，究脉探源，兢兢业业于医道。万历间，浙江流行大疫，父子日救治患者数十百人，成为新安著名儿科专家，吴氏撰有《儿科切要》等书。属此型的尚有张杲、程约、汪机、吴洋、程嘉祥、汪文绮、吴冲孺、余柳庵、王仲奇、郑枢扶、汪世渡、汪廷元等等。其五为从小拜师学医的，如吴昆学医于余午亭，程林学医于程衍道，吴人驹、曹恒占学医于余士冕、余之隽，许豫和学医于程嘉豫，叶昶、王学健学医于程有功，再有程履新、何鼎亨、汪钰、汪喆、汪春溥、程曦等等从医之路都属此类。其他尚有特殊际遇而行医的，如吴谅遇异乡道士赠《金匮玉函经》，悉心钻研而行医的；张守仁遇隐士传“伤寒末药方”，依方配制，施治于人而行医。如此者还有王尚、程宗默、江德潘、方仲楷等。

（二）师传或自学，新安医家名人辈出  中国医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所传《内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旨趣精微，即使是后来医家的著论，如《千金方》、《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及金元四大家的著作，亦文义深奥，所以精于医者多文学之士，也即是儒生。师带徒是学医的主要形式，老师带进门，修行在各人。三年学徒出师，或留老师身边继续深造，如程林从程衍道学医10年，汪春溥从杨丽南学医13年；或另投名师深造，如张扩先从庞安常学医，后又从川中王朴学脉理。许豫和先从程嘉豫学医，又从方博九、黄席有学持脉、用药、治痘之法，并从苏州尤松年学习针灸。有的则行走江湖，就有道者师之。如吴昆从余午亭学医三年，与师论医，咸当师心，受师指示友天下士，嗣是由三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赵，就有道者师之。未及壮年，负笈万里，虚衷北门，不减72师。孙一奎、卢云乘等类此。新安医家亦不乏自学成才者，他们刻苦读书揣摩印证，总结经验、循序渐进。如郑重光，其在《伤寒论条辨续注·自序》中说：“光自早岁痛失大人见背，维时坐困于不知医而无如何。续又自得羸疾，不能洒然自脱于汤炉药裹间者凡五年，因是发愤肆力于医药。自轩岐以来，下迄近代，凡圣哲之书，莫不殚究。遇前辈名家，莫不虚心质问，而又验之临证，以观其效。其有不效，则又参互考证，以求灼见”。再如吴正伦，幼年失怙，资颖嗜学，年舞象，已博极群书，每典衣以补不逮，尤笃好医。医日进，小试之乡曲间，罔弗验者。已而游三吴，服膺平湖陆声野先生，从之游。程仑，少习举业，因病中辍，遂留心歧黄家言，悉心探究历代医学著述，自学七年而通其术。后负笈吴、楚、梁、宋、燕、赵、齐、鲁前后凡20年，投剂辄效，名闻于时，著有《伤寒杂证》、《程元仲医案》。

二、新安医家行医形式（一）自设医寓，坐堂行医新安医家的行医形式主要是自设医寓，坐堂行医。这种遗风一直保留到建国初期，医生坐在家中或医寓内等待病人前来求诊，收取诊费。四乡的病人或抬来、或扶来医寓中等待医生诊治。医技高、医名盛的医生，求诊的病人多，古人常以“户限为穿”、“络绎不绝”来形容。医生依次诊治，书写脉案，开具处方，签名或盖上印章，嘱病人到药店配方。世医之家处方颇为讲究，一般起首盖有“唯愿人人寿命长”、“一腔浑是活人心”之类祝福或自勉的闲章，末尾落款为“××世医×××传男××孙××诊笺，下一行书男××侍诊”。儒医多工于书法，一张处方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也有的医生将几个病人一起诊过，然后鳞次开方，如民国《歙县志》（石印本）称：程敬通，“一诊即能决人生死。性沉静寡言，虽当笃疾濒危，未尝动声色，投剂立起……。每逢出诊，则就诊者丛集，衍道从容按脉，俟数十人俱诊毕，徐执笔鳞次立方，神气遐逸，了无差谬，所奇验者甚多。”除坐之外，医生也有出诊的，一般多安排在午后。先由病家递上“请封”（红纸包），医生与病家约定到达时间。苛刻的医生往往视“请封”的多少而定出诊先后。至病家自有茶食接待，家境差的也要奉上“三个荷包鸡蛋”。有些有地位的病家，每每备上笔、墨、砚和一叠白纸，让医生书写脉案，以考察医生才学。医生则根据病情引经据典、分析病机、立法选方，丝丝入扣，洋洋千言，一篇脉案犹如一篇医学论文。名医出诊常坐轿，有的医家还自备轿舆。病家接送一次出诊，付给诊费、轿资，耗金折米可达数担。危重病人，医生须吃住在病家，寸步不离，有时住上十天半月，乃至数月，直至病人康复或死亡。如黟县戴朝显，每日求诊病人络绎不绝。上午在家门诊，午后即下乡巡回治疗，往往深夜，甚至天明而返。其对歙县程杏轩的务实精神非常钦佩，故在其出诊的灯笼上标上“种杏轩”的堂名。有急诊病人，远远望见灯笼，便可拦轿就诊。还先后应邀到武汉、武穴、黄石、九江等地为旅外同乡治疗痼疾顽症。（二）客居他乡，“悬壶”济世   另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流寓行医，他们行仁重义轻利，故有别于江湖上逐利之流医和游医。新安地广人稀，名医繁多，有的迫于生计，有的讳避师尊（当时不成文习俗，学医出师后不得与乃师同在一地行医，除非乃师过背后才能回籍行医），或与徽商结伴外出，客居他乡行医；有的为丰富自己的阅历，寻师问道，走出山门。他们每到一地或投亲访友，或依附同乡会馆、或留寓于客栈，挂出“×××大小方脉”之类招牌，即所谓“悬壶”，行医治病。在一地时间视业务情况而定，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有的有了合适地便定居下来。如卢云乘，本习儒业，因祖父宦游粤西，为庸医所误，痛恨莫解，仁孝有怀，乃专志《素问》、《灵枢》，旁及历代诸大家旨趣，是非爽然于心，斯道无愧于己。年甫十八，辄试薄技，道虽达于黄山、白岳间，犹以窥管之见不足以语山海之全。于是历诸省、访名贤，自觉会悟渐深，较诸往时若有异焉。康熙癸未（1703）春，偶过汉镇，适遇时疫类伤寒流行，问医者踵至，一经刀圭，幸皆可痊，为汉上诸君子所挽留，遂乃栖止。有的则因治愈疑难病而打开局面，被当地公缙绅看中，争相交聘，如休宁孙一奎，通《易》善医，历沅湘、匡庐，於越、秦淮、三吴，所至活人无算。“自海阳而来霅上，迎君之舟衔舻而至，”以医术游公卿间。祁门程大中，工医及日者术，往来池州，尝往鸡儿滩客邸，受异人授书。后至湖广，僦舍卖术，决人生死，就问如市。邻居李方伯淑闻之，召与语，谈太素，书五行阴阳于指掌。方伯大惊，礼至其家，言家人疾病多奇中，方伯死，大中经纪其家数十年。又如黄炜，婺源黄川人，寓居南京，方伯胡果泉母病，一剂而愈。后胡擢安抚，聘入幕。更多是酖醉于探求医学的更高境界，如程茂先，“初习举子业不售，遂精心于岐黄，……犹虑泥古者不通于时，师心者难适于用。负笈遨游，冀访明师，遍江、浙、徐、扬间20余年，遂的厚养，临症游刃，遂于扬州居焉。”王勋认为“春温、瘟疫”，自古至今无成法可师，乃“挟破砚，傅食于三江、两浙间，留意三十余载，始悟得病之源，治疫之理。”罗周彦，南游吴楚，北涉淮泗，侨寓长安者十余年与诸名贤家及缙绅学士，讨论研究，佐以慧智，投之即响应景从。至分符海上，医疗与政事并传。

第二节  新安医家的治学特点

新安医家之所以能在中医理论，临床各科以及医事、教育、养生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与他们的正确学习方法分不开的。突出的有如下特点，试述之。

一、深研医理  考据严谨（一）渊源于古代易、理之学    医者，意也；意者，理也。新安医家受理学“格物致知”和朴学考据经典的影响，治医颇重对医理，尤其是对尚有争议的命题，如三焦、命门等学说的研究，并援儒、理、《易》、《河洛》入医，进行阐述发挥。如孙一奎倡“不读易，不足为太医”。对《易》有很深的研究，悟出人之命门有如《易》之太极，而创“命门在两肾之间，非水非火，为太极”。吴澄沉缅于《易》的研究，引易入医。他说：“医之理，即《易》之理也，此理浩渺难穷，渊深莫究，惟《易》有以发之，而医则尤宜明之。”并取《周易》“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意，撰写了《不居集》，阐发内外损学说，充实、发展了理虚之法。并著有《易医会参》，强调易医相通之理。胡大淏精研河洛之学，著《易医格物篇》四卷。王于圣精研运气之学，著有《司天甲子六十方》。《周易》是儒学的经典之一，宋元理学也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贵阳贱阴是《周易》的重要观点之一，其以“乾阳”为首，《易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其《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新安重视温补培元的医家，大多热衷承袭儒学传统，推崇《周易》天尊阳贵之理，治疗上主张扶阳抑阴，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的温补学派。（二）重视经典、严于考证  《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文字古奥、旨趣深邃，仅得之晋代读者之口授，故字句多讹错，方法多谬误，甚至通节不合者，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历代诸贤虽有注释，其间传说者有之，杂伪者有之，亥豕者有之，错简者有之，脱落者也有之。新安医家有鉴于此，在注释、考据、疏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不以前人所言故异之，亦不以前人所言强同之，以《内经》为经，以诸书为纬，以己心为杼，参互考证，显微阐幽，斟酌尽善。其中突出的有汪机、吴昆、汪昂、程林、程应旄、俞正燮、汪春溥、胡澍等。如吴昆因感林亿等校注的《内经》彰隐不明，为《素问》重新作注，并订正了王冰经文的多处错误；汪机在《读素问钞·序》中说：“予读滑伯仁所集《素问钞》，喜其删去繁芜，撮其枢要，且所编次各以类从，秩然有序，非深于岐黄之学者不能也。但王（冰）氏所注多略，不取于经文，最难晓处，仅附一、二焉。……爰复取王氏注，参补其间，而以‘续’字弁之于首简间；有窃附己意者，则以‘愚按’二字别之；滑氏原本所辑者，不复识别；滑氏自注者如旧，别以‘今按’二字，如此庶使原今所辑之注各有分辨，或是或非，俾学者知所择焉。”又如汪昂在其《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凡例》中说：“《素问》在唐有王启玄（冰）之注，为注释之开山，注内有补经文所未及者，可谓有功先圣。然年世久远，间有讹缺；风气未开，复有略而无注者。至明万历间而有马玄台（莳）、吴鹤皋（昆）二注，事属继起，宜令经旨益明。而马注舛谬颇多，又有随文敷衍……吴注间有阐发，注前注所未备……余之所见者，三者而已，及书已成，复见张隐庵《素问集注》，刻于康熙庚戊……集中遵各注者十之七，增鄙见者十之三。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或置为阙疑，务令语简义明，故名约注。”清·乾嘉间考据之风盛行，新安医家受戴震之朴学、金榜之经学、程瑶田之汉学等重视经典、严于考证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对经典医籍的考据，疏证一丝不苟，择善兼取。最突出的有胡澍，对《素问》中的一些字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如《四气调神论》中的“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之“佩”字，应读作“倍”字，作背，反字义；“惟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中的“奇”字，考为“苛”字；《上古天真论》中“不知持满，不时御神”中的“时”字考证为“善”字义，等等。对每一字的读音、字义，引经据典，文法各个方面进行训解，都是很严谨的。

二、问师会友  博采众长（一）寻师访友，研讨医道朱熹曰：“为学之要，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新安医家继承了儒家好学之德，勤奋读书，不耻下问，并利用乡谊和交往的便利，在本乡土或于迁徙、游历外地之际，访友拜师以增加学识，交友结社以研讨医道，课徒授业以传播儒医之学。吴昆先后拜72师，叶桂10年从师17人；婺源程汝清虽为名医程约之后裔，善太素脉，治病神验，然闻归正人郭统领得魏城武师歧“泻补过注法”，往师焉。吴洋于神农黄帝岐伯诸书从诵如流，闻不学易无以明阴阳，就跟博士生学易；不学针灸无以明经络，就到浙江凌氏处学针灸；听说常山杨氏伤寒造诣深，即东游受业于杨氏；又闻祁门汪机主温补，医术高明，就往祁门从师汪机。程敬通以文称雄两浙间，后以医为业，医名卓著，闻上海李中梓名，仍不远千里前往求教；吴谦熟读古今医书，涉猎中医各科，临床经验丰富，得悉大山里有一民间医生善于接骨疗伤，乃不辞劳苦，多次翻越五六十里山路，向民间医生讨教，学习正骨之法。

明代余傅山于1543年10月与乡里汪宦、吴篁池、汪双泉等人在歙县“乌聊山馆”交流医学，撰成《论医汇粹》。明隆庆二年(1586)或稍前，徐春甫在北京建立我国民间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先后参加者有46人，新安医家就有21位之多。医会的宗旨在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伤寒论》及金元四大家学术奥秘，切磋提高医术，精益求精，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徇私牟利，会员之间真诚相待，批评帮助，团结互助。明末歙县迁徙钱塘的吴意常与同道邵愚斋、余小亭会晤，商讨医学（见吴之溟《儿科方要》、《痘科切要》）。程心宇得家传医技，每施于世，无不应手，嗣而访天下之明医，如方龙山、方嗣塘、何肖充、姚少琼、汪炉峰、黄万山、夏少江诸君，与上下其议论，博及群书，学问益准。

（二）博采众长，倡温补培元学说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以后各种学说不断涌现，特别是四大家学说问世以后，偏执之风盛行，深入研究者又派生出新的学说与见解，新安医家在这方面也是比较突出的。他们博采众长，不拘一家之言。明·汪渭尝语子汪机曰：“东垣主升阳补气，丹溪主滋阴降火，东垣、丹溪易地皆然。然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以南北异宜而执泥不化。”孙一奎通过深入研究后说；“仲景不徒以伤寒擅名，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绩。阳有余阴不足之谭，不可以疵丹溪，而樱宁生（滑伯仁）之技，亦将与诸公并称不朽。”四大家之说分而论之则见其偏，合而论之则见其全。程敬通认为金元四大家，“各能发前人所未发……苟能融通四大家之法，则天下之病无不左右逢源。”汪机深入研究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和朱丹溪的养阴学说，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提出的“营卫一气论”，大倡参芪补气又补阴，揭开了温补培元学说的序幕。孙一奎进一步引进理学的太极图说，阐述了温补培元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中把汪机的补元气与薛己的补肾说融汇贯通，有机结合并创制了温元散、壮元汤等温补培元的方剂，初步形成了温补培元学说。随后程茂先、郑重光、吴楚及后来的吴澄、张节、王于圣等在各自的临证实践不断丰富这一学说的内涵，在医学史上均颇具影响。叶天士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了卫气营血辨治温病，完善温病学的证治，并首创“胃阴说”；吴澄在虚损病治疗方面提出了理脾阴，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余国佩深入研究刘完素的“燥气论”和喻嘉言的“秋伤于燥”的理论，提出了“伤燥论”，临床善用润燥法，补充了中医治疗学的内容。有的则在研究某书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著书以继承、发扬某书或某医家的学术，如清代休宁程应旄在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的基础上，著《伤寒论后条辨》，郑重光再著《伤寒论条辨续注》；明代程玠著《松崖医径》，程应旄则著《医径句测》；明代休宁程充辑成《丹溪心法》，方广继之著《丹溪心法附余》；明代吴有可著《温疫论》，郑重光予以补注，汪文绮予以重注，杨丽南予以增注等。新安医家承继儒学精神，以勤奋读书，善于思考，拜师交友，结社讨论，博采众长，著书立说等形式发扬光大，促进了医学发展，扩大了学术影响。

三、崇尚医德  务实求真（一）重义轻利，精益求精新安医家多系文学之士，从小受到儒家礼仪的教育，把崇仁尚义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新安医家的医著中就有许多关于医德的论述，重义轻利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明代徐春甫尝说：“医乃仁道，活人为心，奚可较利？贫者尤当尽力施剂而疾救其苦。”隆庆二年（1568），他在北京组织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时，在会规会款中就提出了为医者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修养，“矧医为人之司命，利与功其可计乎？视人之疾犹己一体，究其医治之理，乃尽厥心，弗较利之丰啬而有详备。万一不遁道谊，非所学之本体也。”吴楚在其《医验录·二集》中，针对时弊，作《医医十病》一文，痛斥某些医生不学无术，脉证罔辨，轻忽人命，遵守时套，曲顺人情，轻药保命，妒嫉谗谤，欺哄诈骗等十大弊病，并指出“欲医人，先医医。人病不籍医，安能去病？医病不自医，安能医人？”“人之为病，多在百骸；医之为病，止在一心。心存济人，诸病不起；心专利己，则诸病丛生。”方肇权因“遍阅悬壶之家，射猎数卷，而吸呼未得，迟数罔闻，既屈寒热于倒悬，陷温凉之失度，犹满口方书，矜夸于人前者；有心无领悟，而运奇时可，谈言微中，及叩其根底，茫然莫辨者；又有强记汤散、草术单方，辄思射利者；更有设局谈奇，方真药假以欺愚昧者；常有资高学广，傲物偏执者；或名贯于当时，间有洞彻寒热、时乖运否者，盖学弥高，而和弥寡耳。此皆不学无术，以人病为尝试，其为害岂浅鲜哉！”目击心伤而作《医学正宗》（又名《方氏脉症正宗》）。新安医家仁心济世，把深研医理，勤于论证，医术上追求精益求精，以解除病人痛苦作为最根本的医德。新安医家治学讲求实际，不惟圣言，不尚空谈，不惑邪说，不苟同于习俗流弊，也是其医德方面的显著特点。孙一奎尝曰：药求济人，不求济谈，空谈不如见事之为真也。宋元明时，高阳生托名王叔和的《脉诀》，以其便于诵读，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其中“太素脉”更是玄之又玄，宣扬候脉可以知人之疾病、生命之寿夭、命运之贵贱，流毒极广。元代戴起宗刊误于前，汪机目睹社会迷信脉诊的现状，补订了戴起宗的《脉诀刊误》，并作《矫正惑脉论》附于后，强调诊病必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批评了某些医生故弄玄虚，单凭脉象诊断疾病，甚至以候脉来预测人的寿命和命运的江湖术士行径。同时也指出某些病人讳疾不言，以脉诊来试探医生的医疗技术的错误行为，以至延误治疗的后果。吴昆在其《脉语》中也批判了以脉预测人的寿夭、智愚、贵贱的荒诞做法。程云来在删定《圣济总录》时，删除了其中专谈烹砂煮石、嚼松咀柏、吐纳清和、斩除三尸的《神仙服饵》3卷。还对书中古法不易行、古患今罕见、或药品难得、药食不合宜者均舍弃之，亦足见其求实精神。医学乃实用之学，新安医家在传播医学时颇注意实用。明代陈嘉谟课徒并编《本草蒙筌》，清代程国彭课徒而编《医学心悟》，汪昂为普及医学知识，把《内经》的主要内容撷出，以明畅的文字注释，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并选用常用药物和方剂编写了《本草备要》和《医方集解》，为了便于学者记忆，又编了《汤头歌诀》。戴葆元编《金匮汤头歌》、《临症指南方歌》及《温病条辨方歌》；程曦与雷大复等编撰《医家四要》等。在带教方面注意学以致用，如程国彭白日带学生临证，夜晚讨论白日临证的病例；俞世球在南翔设“槎溪会课”，教学由浅入深，师生相互论医等都反映了新安医家求真务实的学风。（二）仁心济世，救人疾苦  新安医家在医疗实践中也体现了他们崇仁尚义、仁者爱人的道德风范。每逢疫病流行，则自设药局，或义诊施药、或制药散发，控制疫情，救人疾苦。如汪钰，曾寓涿州，时疫盛行，乃制“辟瘟丹”散之，服者无不立效。叶馨谷于咸丰时，皖、赣疫病流行，自出资在郡城、黟县等地办医局，自制成药，奔走皖、浙、赣交界数县送诊施药，救治甚众。程国俊，避地淳西湖溪，家虽贫，然求药辄与，有病亟医之，未尝以雨雪炎蒸辞。张柏，随祖父迁浙江兰溪，治病不取厚报，凡有人请他治病，即便夜间起床十几次也不推辞。明代婺源江志洪设药局，以济世扶贫为乐，自号“存济”。清代休宁吴有磐，贫而就诊者，必给以饮食。婺源张明征曾任太医院医官，后回籍开设医馆，某日傍晚，路遇久痢衰弱病人，即令仆人背回家中，调治月余而愈。又赠路费资助病人返家，且不问病者姓名，以绝图报。邑人赞张曰：“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如骨肉。”至于捐资办学、修桥铺路、建造路亭、掩埋路尸腐骨，对贫者施诊舍药更是举不胜举。总之，生活于文化之邦的新安医家，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虚心好学，不耻相师，勾读儒家经典，深研医易之理，阐发医学新论，指导临床辨治。无论在医学史上还是学术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并以儒家风范名蜚医林。

第三章  新安药业的繁荣

医药本为一家，医生自采自制药物，随着医药知识的不断丰富，必须依赖市场才能得到处方所需的药材，而医药逐渐分开，药业隶属商业。由于中华传统文化轻商的理念，在史书、志书等古代文献中几乎没有药商的地位，不仅存世资料少，且零星难觅。但是新安药业则有所不同，徽州出产众多道地药材，为了生计，新安人要经营药材；且徽州人重视效益，提倡经商，也推动了新安药业的发展；故清代中晚期新安药店也纷纷开业于徽商经营之地，药商们亦好儒而重义轻利，扶困济贫，尊古炮制、虔诚修合，成为新安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

第一节  久负盛名的新安药材

一、有关新安药材的文献记载

（一）新安珍品药材白术的文献记载   新安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形复杂，自然条件适宜多种药材生长、繁殖。早在明嘉靖年间，陈嘉谟所著的《本草蒙筌》中就有记载：“歙术，俗呼狗头术，产深谷，虽瘦小，得土气充盈，……歙者，薄片顿烘，竟干燥白甚。凡用惟白为胜，乃觅歙者尤优。”《古今医统大全》称：“凡天下岁办药材，俱于出产地方派纳。成化（1465～1487）以来，其数渐增。”又载：“徽州府贡药材九百四十九斤八两。”民国26年（1937）《歙县志·物产》云：“白术，术之所出之州七，歙与焉。产大洲源及陔源一带。远销福建、关东。为邑之药材大宗，变为邑第一良药。野生者尤良，甚鲜，生黄山者，人更视为珍品。”由此可以说明，新安所产白术历史悠久，并以其品质优良得到当时众多医家青睐。祁术也是新安地道药材之一，以其产祁门深山，品种独特，故以产地冠名。道光十年《安徽通志·物产考》载，清末时，祁门白术在南洋群岛土产博览会上曾以“质地优良”享誉海内外，远销福建、关东。在新安各县、江西景德镇、四川重庆等地均有销售。

（二）有关徽州贡菊的文献记载   徽菊，产于徽州府所在地歙县，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引为全国四大名菊之一。据赵保康编写的《歙县之白菊花》（1944）记载，歙县种的白菊花始于光绪二十年（1896），由歙县绍前村茶商张亦光从浙江德清县引进大洲源，民国初发展到金竹岭及昌源各地，民国10年（1921）前，年产不过千担。据传，清光绪年间，北京紫禁城内流行红眼病，皇帝下旨遍访名医灵药，徽州知府将金竹岭产的白菊花献到京都，很快治愈了眼疾，名扬京城，从此徽菊冠名“贡菊”，并规定年年进贡的数量。徽商则以“金竹贡菊”的招牌肩挑船运，销往沪、汉等地药店和茶庄，传统认为徽菊具有玉瓣、翠蒂、气香、味甘等特征，分贡菊、资菊两种。贡菊为优，其花蒂翠绿色，略凸，瓜瓣排列紧密，玉白色有光泽，质地较肥厚，味略甘。资菊略次，花蒂淡绿色，略凹，花瓣白色，质地略薄，性略燥。

（三）其他新安药材的文献记载   榧子在新安生产已有千年历史，主产休宁、黟县，徽商以船运远销苏杭。苏东坡曾用“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驱攘三彭仇，已我心腹疾”的诗句赞美之。山茱萸，主产歙县。民国26年（1937）《歙县志·物产》载：“山茱萸，肉颇似胡颓子，俗呼枣皮，产邑六甲，运销沪、汉。”前胡也是新安主要出口药材，以其根条粗壮，肉质厚，香味浓，畅销国内外市场。

松萝茶产休宁县万安镇松萝山，早在明朝由“让福寺”僧人首先垦殖，《茶疏》中记载：“若歙之松罗，吴之虎丘，钱唐之龙井，香气浓郁，并可雁行与岕（长兴县罗岕茶，即浙江湖州紫笋茶）颉颃。”《野获编》中也有“奇味薏米酒，绝顶松萝茶”之美誉。《本经逢原》载：“徽之松萝，专于化食。”程松龄的《医学心悟》中就有以松萝茶配伍入药的处方。

二、得天独厚的新安药材资源

（一）新安地区丰富的药物资源   新安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境内山青水秀，土地肥沃，药物资源非常丰富。道光三年（1823）《休宁县志·食货》记载，休宁县产药材有茯苓、白药、白术、桔梗等六十种；同治十二年（1873）《祁门县志》记述了产药有祁术等一百六十余种。详细文献资料匮乏。1986年徽州地区组织了全区中药资源普查，据普查资料统计，共有动、植、矿物药1403种，其中植物药 231科1263种，动物药12科129种、矿物药6种，其他5种。是安徽省山茱萸、厚朴、前胡、复盆子、枇杷叶、祁蛇、白花蛇等药材的主要产区，所产的菊花、绿梅花、杜仲、辛夷、独活、防风、乌药、桂枝等品种在省内具有重要地位。如祁术、生晒术、枣皮、前胡等历史上久负盛名。

（二）新安地区重点药材选介   据估算，新安地区动植物蕴产量达四万吨，开称收购的仅200多个品种共一千吨，开发潜力极大。现将新安地区重点药材选介如下：

1、徽菊花，建国前仅产于歙县金竹岭，高山两处。现歙县南乡深渡、杞梓里，岔口、街口、及休宁县、黟县、绩溪县均有栽培，年产量1985年达4405担。

2、前胡，各县均产，以歙县三阳、老竹铺、绩溪荆州等地最多。1978年荆州乡收获达3700担。

3、生晒术，又称徽白术，形如狗头，皮黄肉白体软，内有朱砂点异于他术。主要歙县街口、岔口、杞梓里、深渡等地产，年产200担左右。

4、祁术，主产祁门良禾岭、仙寓山，望红尖，望公岭、牯牛降、大洪岭等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产量极少，每年仅产百余公斤。

5、祁蛇，又名五步蛇、蕲蛇，近年国外易名为尖吻蝮，各县均产，以祁门产量大，祁与蕲同音，故习称祁蛇。1955年开始收购开发利用，年产十余担。

6、山茱萸，习称枣皮，主产歙县金川，该县金川乡合丰村有一株号称“枣皮王”的大树，树龄已有300余年，树高9米，树干直径0.92米，树冠直径14.1米。现仍枝叶茂盛，年年果实累累，1980～1984年单株产量149公斤（鲜果）。现休宁、祁门、绩溪也有栽培，1983年产量达466担。

7、杜仲，是我国独有树种之一。民国26年（1937）《歙县志·物产》载：“杜仲，石耳山及他山中皆有之，此尤上品，一名木棉，其芽可食，其叶状如玉兰、厚朴，折之有丝。”1983年黟县泗溪乡溪头村在海拔1432米的唐元岭发现一株百年树龄的杜仲树，栓皮达5～7毫米，内皮厚达30毫米。此后各县相继发现几棵，但一发现就被剥皮，现在象这样百年以上的杜仲树几绝。

8、厚朴，主产绩溪、歙县，祁门、休宁亦产。年产量在500担左右，近年资源破坏严重。

9、辛夷，又名望春花，木笔花，以休宁县最多，年产量在160担左右。最大的辛夷树在西田乡阳台村，有四株身围6米，树高18米，覆盖面积达2亩多地，每年可产干花100多公斤。树龄已有500多年。

10、茯苓，是休宁县传统产品。明嘉靖年间征赋单上就有茯苓、辛夷等品种。1963年曾收野生茯苓20担，近年已罕见。

第二节  秉承仁信宗旨的新安药肆

一、新安药肆星罗棋布

（一）新安药肆的起源与历史   新安药肆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它是伴随新安医疗活动而发生、发展的，应无疑义。官方的惠民药局始创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元大德九年（1305）以后，各县始设支局，其药由总局四季发下，主要是修合丸散成药，以给军民贫病者。明代因之。清代虽有惠民药局之设，多名存实亡。民间药店有文字记载的有唐陆宣的“保和堂药店”。《新安陆氏家乘·新安陆氏保和堂引》说：“新安以保和堂丸散弘济斯人也久矣，在宋时已盛行各省。”宋江喆通儒精医，尤擅妇幼，家设施药室，远近就诊者甚多。明代徐春甫在其医书中也记载了“徐氏保元堂”并介绍了该店调制的36张验方。洪基的“胞与堂”规模较大，生产品种繁多，故有《胞与堂丸散谱》之作。民国8年（1919）《芜湖县志》载：“汪一龙，字正田，明·万历间人。精岐黄，由休宁迁居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字号永春（芜湖张恒春药店前身），垂二百余年，凡九世皆同居。慎选药材，虔制丸散，四方争购之。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芜湖，市药而归。”药材商则是到四川办货，转到他处销售。《今古奇闻》卷二：“闻得药材多出四川地方，贩卖者每获厚利，所以决计欲往四川。”《辽阳海神传》所记之徽商程宰，首次经商成功，就是因为转贩黄柏、大黄。

（二）遍布各地的新安药肆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是形容药店开业艰难，而获利丰厚的一名句行话。徽商中一部分人便跻身中药业的经营，如苏州的“养生堂”、扬州的“天瑞堂药肆”、“青芝堂药铺”、芜湖的“永春堂”、杭州的“胡庆余堂”、景德镇的“叶开泰堂”、“同心堂”、“种德堂”、淳安的“胡咸春堂”、溧阳的“黄义兴堂”、“万年春堂”等等都是新安商人所开创。新安境内更是星罗棋布，沿江村镇多设有药肆。据民国前期资料统计，歙县有药店180余家，休宁54家，祁门32家，黟县21家，绩溪83家，弹丸之地的屯溪竟有13家之多。屯溪“老翼农”、“同德仁”、歙县“胡集和”、“元和堂”、北岸“葛天益”、深渡“姚大生”，休宁“大生堂”、“慎德堂”、万安“胡森茂”、溪口“泰来堂”、五城“致和堂”都是颇具影响的药号。业务不仅遍及境内乡镇，而且辐射江西、浙江临近的县市。

二、恪守“以义取利”的儒风及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

（一）新安药商恪守“以义取利”的儒风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直接关系着医疗的效果和人的生命安全。从事药业经营的药商同其他徽商一样，多能恪守“以义取利”的儒风。每年派出“水客”前往产区或集散地购进道地药材，遵古炮制，虔修丸散，由“乡客”四乡推销本店产品。经营中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如胡庆余堂把“戒欺”作为座右铭。有的还把“行仁济世”作为自己的经营方针，如詹永希在婺源开设药店为生，遇贫人买药不收费。方士恩在黟县开“同益堂药铺”，他对药铺经理说：我开创药铺是为了便于治病救人，不可因贪图利润，而损害了我的心愿。屯溪“老翼农”每年初夏即在店门中施“药茶”，给过往行人解渴防病，以此标榜店主“重义轻利”，抬高知名度。“同德仁”、“胡咸春”、“种德堂”等则自设养鹿园，平时供人观赏，每年冬至，四乡张贴广告，定下宰鹿日期。是日将本店饲养的雄鹿披红挂彩，关入木笼中，敲锣打鼓，周游城区。并邀请当地士绅、名医监督，当场绞杀仙鹿，称足配料，如法炮制“全鹿丸”。以示货真价实，招徕顾客。

（二）新安药肆的经营管理制度  新安药肆中的乡镇小店，或由医生兼营，或由大药店学徒出师开业，主营门市配方。备有炭炉、铜锅和辅料，据处方需要临时加工炮制。有的根据季节收购地产药材，届时到大药店调换中药饮片和丸散膏丹。大型药店多由徽商经营，前店后坊，前店做门市生意，主要是零售成药和配方；后坊加工饮片和修合丸散膏丹，兼营批发。如“同德仁”、“老翼农”都是如此，店主一般不管业务，主要是遴选经理和掌管资金，店务全权交由经理处置。

经理多从本店中遴选业务在行、作风正派而有能力的职员升任，都有一套较完整的管理体系。这些老店经营有方，流通活跃，一般都能注重人才按能定职，按职定薪。内部实行专业分工，各负其责。店员分头柜、二柜、三柜、四柜、五柜，头柜主管整个柜台业务，负责解决疑难问题。五柜多为学员。加工切药也分头刀、二刀、三刀、四刀、五刀，头刀为技艺较高的师傅，主切湿润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的中药，如切茯苓，要求片薄平整；加工槟榔、半夏、郁金、白术、乌药等，通过筛选、除杂、浸润，切成薄片如纸，平整透明，吹之可以飞扬。五刀为学员。根据工龄和技术，由经理决定升任定级和来年的留辞。

“同德仁”、“老翼农”两家，前者以资金雄厚（以“万康钱庄”雄厚资金作后盾），后者以历史悠久（创于明末）闻名，相互竞争，载誉新安，两家都在徽属祁门、黟县、休宁及浙属港口等地设立分号，主掌着徽州各地的中药市场。

第四章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新安医学在中医药学领域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中医学术发展的理论及临床诸科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大量的医家不仅被徽州地方志及所迁徙、客寓之处的地方志所载，而且有的医家被史书所载，如《明史·方技传》称：祁门汪机等四人，“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新安医籍多被重要的医籍文献工具书著录，如日本丹波元胤撰《中国医籍考》收辑医籍三千数百种，其中新安医家63人达139种；新安医家受徽州文化、学术的影响，将儒学、《周易》等学说援入医学，既发展了医学，又丰富了徽文化。

第一节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

一、 发展中医学  

从已发掘、整理出的有关新安医学方面的资料与中医学史比照研究，不难看出，新安医学在中医史及中医学术发展史的诸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些是开创性或领先的。

（一）在医学史方面   南宋歙县张杲将文献所记的古来名医生平、著述、医案汇为《医说》，对保存和传播古代医籍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张氏之前虽有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但原书已佚，故《医说》可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专著。明代歙县江瓘于1549年编成的《名医类案》，上采扁鹊、仓公、华佗，下迄元、明代诸名医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辑录历代医案之专著。明代歙县吴昆将古方七百余首进行考订，而为《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注解医方之专著。祁门徐春甫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在京联系名医46人，成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清初休宁程邦贤之妻蒋氏（歙县人）施行婴儿先天性肛门闭锁术早于详细记载此种手术的《简明医彀》。清代歙县程文囿1826年著《医述》，采集诸书之众，分类之明，实用之切，出处之确，为医界所崇，可视为开节录诸医论先河之巨著。

（二）在中医学术发展方面    自汉代末年《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中医理论体系即基本建立。金元时期刘完素、李杲、张从正、朱震亨分别发挥《内经》等学说，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形成中医界重要的流派。清代新安籍迁徙苏州的叶桂继承发展了刘完素的寒凉学说，总结发展而为温病学派的中坚，又称“叶派”。清代歙县张节、婺源余国珮又发展了刘完素的“伤燥说”，补充了燥邪的临床辨治。新安医家中明清祁门汪机，休宁孙一奎，歙县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继承李杲脾胃学说及朱震亨的滋阴特点，汇通为温补培元流派。明代祁门王王典 继承发展了张从正攻下治疾的特色，于隆庆年间为御医时深受皇家好评，故在其返回时，皇上赐以汉玉白双面彩屏一座及汉白玉石料以供其建祠 “五凤楼” （又名“合一堂” ）。明清时汪机，歙县程充、方广曾对朱震亨著作作过整理、编纂，而为《推求师意》、《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这些著作是研究朱震亨学说的重要参考书。明代歙县方有执晚年著成《伤寒论条辨》，倡“错简”，言“重订”，对中医经典《伤寒论》作了创新编次，伤寒学派始有流派之争。清代歙县吴澄于1739年著成《不居集》50卷，率先在虚损病中倡言外损，并首先提出治虚损宜“理脾阴”，属中医脾胃学说中《内经》强调脾胃的作用、李杲重视脾阳、吴氏补充脾阴的三个里程碑之一。汪机首倡温病不仅由伏邪引起，新感而可致病；又倡外科病常本于内因而从内治。清代歙县程钟龄《医学心悟》首先提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为辨证之法，发展为后世中医规范辨证的“八纲”说，又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法，为后世辨证与治法的研究与应用作出了贡献。清代歙县郑村“南园喉科”郑梅涧及其子郑枢扶发挥白喉病因病机属阴虚肺热，创“养阴清肺汤”治白喉，撰写了第一部喉科专著——《重楼玉钥》，矫正了时医治白喉非辛温发散即苦寒降泻之弊，为医界所称道。

据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资料，现行的中医院校统编的13门重点教材里，计引新安医家数34人次，占12.3%；引新安医籍6部，占19.3%；引用新安医家医籍中的医论543条次，占9%；引用新安医家所创方剂215首次，占14%。可见新安医学在中医史及中医学术中的重要地位。

二、弘扬徽文化

新安医家是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儒医群体，他们儒而兼医或亦儒亦医、医而好儒，有着浓厚的文化品味，新安医家受传统徽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弘扬着徽州文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好藏书刊书   新安医家不仅藏医书，经史子集都藏，喜好藏书几成习惯，明代歙县程云鹏家藏书有一千七百九十余卷，并昼诵夜思。清代歙县吴勉学、程文囿及绩溪胡澍等都是嗜书如命的藏书家。

为了传播医学著作，新安医家重视刻书，吴勉学家设木刻园，将47种重要医书刊印，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行世。明末休宁程林将诊金收入作为刊书之资。仅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二千二百种左右医籍中徽版医书达二百七十种。

（二）擅著书立说    新安医家擅长著书，以总结经验，发展学术。清代歙县汪必昌以著述为最大乐趣，明代祁门徐春甫编著《古今医统大全》二百卷，约250万字，无间寒暑凡三十年。据统计：宋至清代，新安医家共撰辑医书约700种，医学文献成为徽州文献的重要部分。新安医家著述受新安理学影响很大，在学术上能援朱熹理学的“理在气中”及《周易》阴阳太极等说以发挥中医的理论，如前述孙一奎用太极之说阐发“命门”，还有不少医家唱和“不读易不能为太医”说。新安扑学的治学方法对医家、医学的影响也很大，有些朴学家如江有诰、俞正燮等重视《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考证，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不少医家在研究医籍、撰写医籍时都注意“小学”的运用，如胡澍的《素问校义》，重视音训，运用汉学考据之法，摘录《素问》中难解的字词、文句三十余条作了考训。经学家汪宗沂旁通医学，能为人治疾，撰《杂病论辑逸》，对历代伤寒之说作了考证，校正、注释《伤寒论》条文多处。据笔者统计：理学、经学、汉学、朴学家有医学著作问世，或医家在理学、朴学方面造诣较高并援理、扑入医者如：王炎、孙一奎、吴洋、何介、程汝惠、张遂辰、吴日慎、程履新、汪绂、王桂元、李承超、俞塞、詹承恩、吴澄、黄士迪、戴震、王廷桂、余显廷、胡大淏、汪南春、俞正燮、程南、胡澍、黄义昭、余殿英、江有浩、汪宗沂等。以上学者，受地域学术的影响，发展医学，并为弘扬徽州地域文化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使新安医学在中医文化领域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喜诗画书法    由儒而研医、通医者，诗文书画著作自不待说，新安医家中很多专业医生毕生爱好书画诗文，其造诣亦非常人可及。程文囿有诗抄二卷；程充与族人组成诗社，著《管天诗稿》；清代歙县郑沛兼工篆书刻印，承黄山印派之风，得徽派正传，镌有《十琴轩黄山印册》。据笔者统计：工诗文的医家还有郑承洛、胡庆龙、黄文达、江庭镛、李敏、吴楚等百余人；善书画的有江南春、程林、巴堂谊等近60人。清代歙县程芝田书法“米南宫”，又善指墨画。传世的医案著作如《生生子医案》、《杏轩医案》等，每一案都称得上佳文杰作。民国期间悬壶于上海的歙县王仲奇，不仅脉案精采、处方巧妙，而且本身就是一份书法艺术精品。新安医家深厚的儒学功底，令人叹为观止。

（四）乐行善轻利    新安医家受儒学、理学的影响，乐善好施，重义轻利。清代歙县张思敬曾创药局以接济贫苦病人，并出资掘井；明代休宁汪副扩捐资筑亭，余正宗变卖家产创办讲院；明代歙县张守仁常赠方送药于病人，并留饭馈金；清代婺源张明征路遇久痢衰弱病人，遂令仆背回家中，调治月余而愈，赠路费资助病人返家，且不留病者姓名，以绝图报，邑人赞张曰：“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如骨肉”。清代歙县郑宏纲有一图章镌刻：“一腔浑是活人心”，每盖在处方笺起首处以自勉。新安医家很好地发挥了儒家、理学取义轻利的美德。

另外，新安医家继承了儒家好学之德，游历以求师，或交友结社以研讨，或办学堂集中以传授，为中医教育史作出了贡献。

第二节  新安医学的影响

明清时期庞大的、高水平的新安儒医群体及他们撰集众多的医籍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医学的影响及对新安域外医学的影响。

一、对中医学的影响

（一）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新安医家重视医学教育与普及。除师带徒、家族链传承外，还创办“一体堂宅仁医会”，或于“乌聊山馆”等学馆讨论医学；兴“槎溪会课”，集中教授医学，及文学结社时，好医研医者，兼论医学等形式推广医学、发展医学，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独特的。故《中国医学史》（中医高等院校授统编教材）及地方志中均有载记。新安医家编著的普及读物对医学的推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汪昂的《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既是中医的入门书又是必须记诵的专业书。程国彭的《医学心悟》对中医的理论体系作了精选、精述，既突出重点又切合实用，故多次再版，影响很大。其书中所述八纲辨证、治病八法及所创方剂，已成为中医体系的规范内容或被选入中医专业的教科书内容。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吴谦受政府之令主纂的《医宗金鉴》于1742年告竣，1749年起清“太医院”便规定此书为医学生的教科书。新安医家注释的医学经典著作成为学习、教授中医经典较好的注本，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吴昆的《素问吴注》、汪机的《读素问抄》、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罗美的《内经博议》、程樑的《引经证医》、江之兰的《医津一筏》、程知的《医经理解》、胡澍的《素问校义》以及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等。（二）对医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新安医家不仅力求继承而且敢于创新，在中医学术上有所突破。孙一奎倡命门为“肾间动气，非水非火，犹人身之太极”说，影响很大，后世多宗之。孙氏所创温补下元治法汤剂，给其他医生以影响，故孙氏称：“歙友每仿予用温补下元之法”。方有执、程应旄、郑重光等主《伤寒论》“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流派争鸣之先河，后世唱和者、反对者不断，又形成新的流派。吴澄主“理脾阴说”，既补充了脾胃学说的内容，又对温病学派养阴保津学说产生影响。吴亦鼎撰《神灸经纶》，为我国第一部论灸专著，其重灸轻针，纠正了世俗轻灸重针的观点，又补充了灸法的内容，后世针灸家多服膺其说。汪宏的《望诊遵经》，系统地总结了历代望诊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内容详实的望诊专著，使望诊诊断逐渐走向规范化。歙县郑村的南园喉科郑梅涧、郑枢扶创新的治白喉施以“养阴清肺”汤、法，纠正了流行的时弊，提高了白喉的治愈率，成为喉科重要流派之一，郑氏所创方剂也被临床广泛选用。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氏名医世家中，叶桂创卫气营血辨治温病说等，后世不断补充，逐渐形成了羽翼《伤寒论》辨治外感病的温病学派。（三）对现代中医研究的影响    新安医学对中医理论、临床的影响已如上述，其对中医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新安医家重视中医文献的研究，他们校注、汇辑、类编医籍的方法，给当今中医文献研究人员以启迪。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如新安温补培元医家所创的方剂，《神灸经纶》所载的热病用灸法，汪宏《望诊遵经》中望诊的内容，郑氏喉科“养阴清肺汤”（已被开发为“西园喉宝” ）等，已被科研人员选择为科研课题进行研究。随着对新安医学的不断发掘和深入研究，其对医学的影响将进一步得到证实和显现出来。

二、对徽州域外医学的影响新安医家为了生计，亦伴随着做官、经商的人流而客寓、迁徙外地。正如道光二十三年高学文为汪春溥所著《伤寒经晰疑正误》作序时称：“余游江浙闽粤已二十余年，遂闻天下名医出在新安”，外出的新安医家能很快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行医、传播学术，造成一定影响。有的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或再版，对国外的医学造成影响。现择其要者，简述之。

（一）对国内医学的影响   新安医家外出行医范围与徽人入仕地、徽商经营地有密切的关系，“无徽不成镇”，故新安医家的足迹所涉十分广泛，如扬州、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湖州、武汉、芜湖、慈溪、景德镇、上海、宜兴、淳化等地均是新安医家迁徙、客寓较多之处。上述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姓医学世家中叶桂倡卫气营血辨治温病学说，叶的弟子有吴县顾景文、华岫云等，顾、华氏再传叶氏学说，世称“叶派”，叶氏学说创新、规范了江南多发的温热病的辨治，不仅对苏州医学产生影响，而且带动了中医学体系的发展。明清时期扬州是徽商的集中地，扬州的经济、文化辉煌与徽州人的贡献分不开。在明末清初扬州徽商最富有的时候，程应旄、吴楚、程从周、郑重光等新安名医先后客寓扬州，他们为人治病、著书、刻书、结社研医、开药铺、行仁好施，为扬州的医学作出了贡献。程应旄“曾寓扬州行医。明末甲申（1644）之变，扬州决战十日，居民濒于绝迹。战后，医界首返扬州者，乃程应旄先生”。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扬州医界习用寒凉药成为时弊。程从周称“目击阴症似阳，误服寒凉而殁者不可屡指”，“余乃常用温中之法而活人多矣”，“江北之人原畏参芪，如畏蛇蝎，而俗医本无定见，不识实虚，每见用参，便从中诋毁，迎合主人”，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医家的温补学说及治法方药，纠正了扬州医界的时弊，故扬州某医“令子青选为予(郑重光)门人”。另据吴楚《医案录初集·下卷》载：“扬州人家，一医治病，又换一医调理，以病愈之后，只当轻轻调理，不当复用治病时之峻剂也”，故有的病就治不彻底；又载：“淮扬一带医人治伤寒，……只叫病人饿，其中饿死者不知若干”。于是吴楚即时施以治病之药或嘱病人进温粥以养胃等，用实际疗效纠正了扬州民间的俗僻，对扬州医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对国外医学的影响    新安医学在国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再版及新学说对当时当地研习医学风气的影响两方面。据龚维义、项长生考证并撰文介绍：计有三十余种新安医籍东传日本、朝鲜。许浚等编《东医宝鉴》时引用了《丹溪心法附余》等，康命吉编《济众新编》时引用了新安医籍《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等，朝鲜的《乡药集成方》及《医方类聚》均引入了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歌》的“玉龙歌”一篇。日本刊行的新安医籍有《医方考》（刊行二次）、《素问吴注》、《名医类案》（刊行二次）、《石山医案》、《本草备要》《古今医统大全》、《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伤寒论后条辨》等；日本医生道三编撰《启迪集》时，引用了《丹溪心法》，玄医撰《医方问余》时引用了《古今医统大全》等。新安医籍流传广，影响大，《医方考》于1584年在国内首刊，1586年就在朝鲜刊行，可见新安医籍对外影响之一斑。

不仅新安医籍东传被翻刻、引用，而且医籍的学术被当地医生接受，并不断推广，对日本、朝鲜医学产生了影响。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倡“错简重订”说、发展“三纲鼎立”说，方氏说被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江西喻昌所接受，喻氏在撰《尚论篇》时大量引用、完善了方氏著作的内容，《尚论篇》及继承方氏学术的程应旄（与方氏同里）的《伤寒论后条辨》先后东传日本，被江户时期的名古屋医生玄医接受，玄医便大力推广方、喻、程氏说，冲击当时日本医界流行的“丹溪学社”等时方派，于是古方派（或称经方派）兴起，逐渐盛行，至今经方派在日本仍为“汉方”医的主流派，可见方氏“错简重订”说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方向影响之大。据日本《皇国医事大年表》记载，日本之人痘术源于我国清代商贾李仁山传入，并著《种痘术》（日译名《李仁山种痘和解》），但流传不广，未被广泛采用。《医宗金鉴》（1742年刊行）1752年传入日本，日本医生将《医宗金鉴》内《种痘心法要诀》精选，以《种痘心法》刊行，1795年日本藩医绪方春朔在认真研究《种痘心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曾用鼻干苗法预防天花的经验，撰成《种痘必顺辨》，日本藩候医多从其学，于是人痘法渐广行，可以看出，日本人痘法的推广，也受到了吴谦主纂《医宗金鉴》的影响。

附录一：

新  安  名  医  选  介

张杲（1130～1210？）   字季明，张彦仁之子，秉承家学，以儒医著称，活人甚多，潜心医学50余年，于宋淳熙十六年（1189）著成《医说》10卷，全书49门，记载了宋以前名医116人的医学传记，论述针灸、诊断等内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所搜集的资料出处多可依据。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取材既富，奇疾险证，颇足以资触发。而古之专门禁方，亦往往在矣。”该书尚有张杲评论及其临床体会附之于后，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社会影响颇大，曾东传朝鲜、日本等国。

程琎  字文炳，号宝山，歙县槐塘人。琎通儒术，因母多病，遂业医。从婺源汪济凤讲明《素问》之旨，治人病如庖丁解牛，悉中肯綮。诊人脉，富贵贫贱夭寿，洞鉴无遗。当时知名人士欲推荐于朝廷，辞不就。著《太素脉诀》、《经验方》。佚。

程玠  字文玉，号松崖，歙县槐塘人。程琎之弟。明成化丁  （1477）科举人，成化甲辰（1484）进士，官至观户口部政。因其父皆以医术驰名，乃好医济人，抢救许多危重病人，登进士后医名播京师。据民国《歙县志·方技》载：一日玠游途中，见丧车过，血从棺中流出，以指染而嗅之，止丧车曰：棺中人未死也，速开棺，吾能救之。众大惊，置棺路旁，急启棺，玠以针刺妇胸，忽能言，家人相抱，悲喜交集。观者呼声如沸，以为神。程玠一生著述颇多，但仅有《松崖医径》、《眼科良方》传世，尚有《论医集粹》、《脉法指明》等未见梓行。《松崖医径》2卷，前卷为伤寒集，论述了伤寒病的症治，并提出杂病可以按伤寒法进行辨证论治；后卷为内、妇、儿科，共载44症。本书详于脉证，将五脏及命门分为六图，各附腑，分浮、中、沉三候，浮沉之中又分迟数、平、迟数之中又分虚、寒、热，列主证、备治方。其所出治方多为前贤各方，还有不少秘传效方，论理详而有要，选方博而不杂，阐明理、法、方、药，内容简明扼要，为医学入门之径。《眼科良方》1卷，列眼科证治并画有眼图，颇为实用，曾翻刻达16次之多。

程充（1433～1489）  字用光，号复春居士，休宁汊口人。初业儒，后以亲疾习医，熟谙《素问》、《难经》诸书，尤为推崇丹溪学说。认为丹溪之学，诚医道之宗工，性命之主宰，而集先贤之大成者也。程氏在精研丹溪学说的同时，发现《丹溪心法》一书经后人整理、编辑，或有重出，或有遗漏而附以他治，使玉石不分，与丹溪原论，主旨悖爽。于是取《平治荟萃》及《玉机微义》、《卫生宝鉴》、《济生拨萃》、东垣、河间诸书校之，究尾会首，因证求方，积日既久，复得中书王允达先生以丹溪曾孙朱贤家藏的本寄示，会而参考。其或文理乖讹、意不相贯者，详求原论以正其误；篇目错综、前后重叠者，芟去繁冗以存其要；此有遗而彼有载者，采之以广其法；论既详而方未备者，增之以便检阅。整理态度严谨，一言去取，不敢妄自损益，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刻成《重订丹溪原法》（又名《新刊丹溪心法》5卷（100篇）行世。书中论证皆首引丹溪原论，继而载灵朱氏门人戴元礼有关辨证施治的论述，并列举常用治疗方剂。每症之下，又设“附录”一项，进一步从对病名解释，病因病机、论断要点、施治用药等加以阐述发挥。全书论理清晰、辨证确切、机圆法活、方药得当，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综合性著作，也是现存资料中反映丹溪学术成就的较全面的主要著述之一，更是后世医家研究丹溪学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汪渭（1433～1515）  名以望，号古朴，祁门县人，汪机之父。精于医学，活人甚众。汪机于明嘉靖元年（1522）所作《先府君古朴先生行状》云：“以望公于东垣、丹溪之书，诵读不释手，谓东垣主升阳补气，丹溪主滋阴隆火。东垣、丹溪易地皆然。然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以南北异宜而执泥不化。有求诊者，即往应之，从不计较报酬。”

汪机（1463～1539）    字省之，汪渭之子。世居祁门县城石山坞，号石山。卒后葬于祁门青罗寺，现存汪机墓。汪机幼习诗文，为邑之秀之。因母患头痛呕吐不愈，用古之秘方治愈母病。其父汪渭晚年染病，亦三治而三起。越20年，多起奇症。行医40余年，活人数以万计。时人谓：“病之见石山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弱者得援而登巅，危者得扶持而安。”足见其医术之高，信誉之卓。汪机私淑朱丹溪而博采众长，融丹溪、东垣学说于一体。他在《营卫论》中指出：人体有卫气和营气，卫气为阳，营气为阴，营卫皆一气所化。并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作营卫立论，临床主张调和营卫，调补气血。并擅用参芪，为新安温补派代表人物。汪机精通内、外、妇、儿各科，而以外科尤为精到。他在《外科理例》一书中指出：外科必本诸内，知乎内以知乎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济其末。所以他对久科的治疗，主张调补元气，先固根底，不轻用寒凉之剂。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治愈很多病人，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最先提出了“新感温病”和“阴署”，发展了祖国医学理论，还著述大量的医学著作。其著作有《续素问钞》3卷附《补遗》1卷（1519）、《脉诀刊误集解》2卷、《附录》2卷、《运气易览》卷、《针灸问对》3卷、《外科理例》7卷、《附方》1卷、《痘治理辨》1卷、《附方》1卷、《石山医案》3卷、《推求师意》2卷，合为《汪石山医书八种》。存。再合《伤寒选录》8卷、《内经补注》1卷、《本草汇编》20卷、《医读》7卷、《医学原理》13卷，计13种70余卷，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研究资料。此外，汪机还培养了一批学验俱丰的弟子，其中有汪副护、黄古潭、周臣、程廷彝、许忠、陈桷等。

方有执（1523～1599） 字中行，明·嘉靖万历间，歙县中山（灵山）人。方有执两次丧内，五个儿女因病而亡，自身又身经弊难，死幸重生，其妻儿皆殇于中风伤寒，故力攻医学，尤重对伤寒的研究，对张仲景《伤寒论》专著及其后人注释编次文本亦颇下功夫，予以深究。研习中，他常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感到后人释编次《伤寒论》文本不能尽仲景著书之本义，故不惮险遥，多方博访，广益见闻，虑积久长，鬓霜而后豁悟，默契潜通仲景言外之旨趣而精心修辑。历20余年之艰难，著成《伤寒论条辨》一书，该书初稿成于明朝万历壬午年（1582），经修改定稿于万历己丑年（1589）刊刻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刊刻前一年，方氏已达71岁高龄，但为了使书更臻完美，他不顾年老目昏，花了一年功夫详细审订，方始付梓，反映了方氏做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除《伤寒条辨》八卷外，他还著有《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痉书》一卷，均附于《伤寒论条辨》后，一并付梓。

后来，江西喻昌得到《伤寒论条辨》，遂参以己意，编为《尚论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即《尚论篇》刊行，方氏及其著故鲜为人知，康熙十三年（1674），河北林起龙经对照方、喻二书后，发现喻昌所著基本是方有执书中内容，甚为气愤，认为喻氏剽窃了方有执著作，乃将《伤寒论条辨》重新评点出版，并附《尚论篇》于书末，作为对照，证明其事。自此方氏之名及其著作又明显于世。

方氏将伤寒太阳病分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等三种类型，形成“三纲鼎立”说，是方氏据孙思邈寓示所倡言，后经喻嘉言确立的。姑不论此种分类法是否符合仲景原意，但他敢于打破框框，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可贵的，方氏“三纲鼎立”说提出后，对医界影响很大，除江西喻昌外，还有常州张璐著《伤寒缵论》、歙县程应旄《伤寒论后条辨》、郑重光《伤寒论条辨续注》等，皆秉承方氏说而各有发明，近年中日《伤寒论》学术研讨会上，任应秋先生所发表的《研究伤寒论的流派》一文中，将方有执先生列为重订错简流派之鼻祖，足见方氏对《伤寒论》的研究见解，在学术上影响深远，关于《伤寒论》六经提纲的提法亦由方氏开创，他在《伤寒论条辨》注释太阳病第一条“此揭太阳总病，乃三篇之大纲”始，“提纲”之说逐渐形成，柯韵伯会通全书立论：“仲景作论大法，各应病机一条，提纲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证而表彰之。”《医宗金鉴》言“提纲”二字首揭此条为太阳之提纲，自此而始“提纲”成为《伤寒论》研究者注重内容之一。

方氏还结合临床，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有关“痉证”的证治方药，附以已见，撰成《痉书》一卷，风容多有可取之处，此书系方氏在妻儿亡于伤寒后，为消除悲伤，“客游楚淮”，看见当时各地多数医家不明外感高热抽搐之病因，而皆混称惊风，无以救治的时弊，乃发愤攻研后所著，他认为痉病是因为伤寒发热汗出，血虚所致，小儿血气未充，新产之妇本体虚，筋脉失养，故痉病唯小儿为最常见，其次见于新产之妇，治疗方法多从仲景方中录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痉书》辨痉病与惊风之疑似最为明确，此书确为临床痉病的诊治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资料。

其他如《本草钞》录有《伤寒论》所用药物九十一种，逐药阐说，以便初学者检讨。《或问》一卷，凡四十六则，皆设为问答，以发挥条辨未尽之意等，均系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学术成果。

王琠 字邦贤，号意庵，祁门历溪人。《古今医统大全·历代名医圣贤姓氏》载：王琠，字邦贤，号意庵，新安祁门人。笃志学古，肆力诗文，究《素问》诸子之书，得医之奥，治好辄有神效，存济甚多。嘉靖中，擢太医院，人圣济殿，医太子有功，升御医，名益著。《祁门县志》称：医不泥古方，嘉靖间游学北京，适逢皇子病剧，经多位医生治疗无效，由中宫何荐，治之而愈，授直圣殿御医，名传京师。据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载，王琠著有《医学碎金》，还为祁门名医李楼的《怪疾奇方》作了校正，并添加附录。近时发现，王琠在京期间遗有内、外、妇、儿医案84例，已整理成《王意庵医案》。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中华医学会副主任耿鉴庭作序，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医案理法方药切中辨证论治要点，弥足珍贵。

陈嘉谟（1486～1570） 字廷采，号月明子，祁门县人。自幼颖悟，初习举子业，读书广博，多才多艺，后因多病 ，主攻医学。上自“灵”、“素”诸典，下逮历代名家，无不悉心研究，推其至理，中医理论造诣颇深。特别于本草学潜心含泳，严谨不苟，做出了贡献。晚年以7年之久，五易其稿编成《本草蒙筌》12卷。本书是继《大观本草》之后，《本草纲目》之前的一部重要的本草专著。全书载药800余种（一称742种），对药物的产地，采集、辨别、贮藏、炮制、性味归经，主治运用均有较详细的论述，并记载了应验诸方和作者按语，颇多发明。是书以对语写成，便于吟诵，利于初学。李时珍曰：此书“依王氏《集要》（王纶《本草集要》）部次集成，每品具气味、产、采、治疗方法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据传陈嘉谟尚著有《医学指南》，未见传本，但据《本草蒙筌》自序中说“是故本草也者，方药之根柢，医学之指南也”句揣度，或是《本草蒙筌》之别名。

方广  字约之，号古庵，休宁东山里人。因母饮冷酒致内伤脾胃，身发赤斑。是时天疱疮流行，医者不辨，误治而卒。打了3年官司，开始留心医学。常取医书来读，直到读了《丹溪心法》，见有内伤脾胃，身发赤斑之论，喟然悲叹其母果误于医。从此精研医学，弃儒从医。方氏习医广览博阅，能择善而从，尤崇丹溪之学，认为：“得医道之全者，丹溪一人；发丹溪之蕴者，《心法》一书。”方氏以医显名后曾游学河洛，寓居陈留，常活人于危殆间，一时声著中原。著有《丹溪心法附余》、《病源赋》、《医指天机》、《脉诀杂录》、《本草集要》、《重选药性类要》、《陶氏伤寒节抄》等，仅存《丹溪心法附余》24卷。方广认为，程充重订的《丹溪心法》，各证的丹溪正法、正方“考索精确，为医门万世之规矩准绳者也”，但“附录”与丹溪本意或相矛盾。于是用了5年时间，削其附录，去讹存正，独存一家之言。鉴于程氏本详于证而略于方，方氏取《袖珍方》、《全生余集》所载之群方，删繁就简、聚之以类，并附《明医杂著》方论分别列于“心法”之后，俾法不离方，方不离法。凡病证有欠发明处或医方有疑难处，方氏则以己意以通之，并标明“广按”加以区别。本书基于《心法》，而有高于《心法》之处，是一部研究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此书首刊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以后多次翻刻。1611年朝鲜在《东医宝鉴》中引用了该书的内容，日本宽文十一年（1671）喜左卫门曾刊全刻本。

江瓘（1503～1565）   字民莹，号篁南子，歙县篁南（今南溪南）人。秀才出身，博学多才。14岁母暴身亡，后自患呕血，请数十医医治，均无良效，遂研习岐黄，自药而愈，还治好了亲朋好友多人，医名渐显。因此放弃仕途，专攻医术，他受《褚氏遗书》中“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启发，认为：“山居辟处，博历何由？”并从个人的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医案对临床指导的重要作用，萌发了搜集各家有代表性的奇验案例，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加以评注，汇成一编的想法。于是广泛收集古今名医治疗奇验之案例，上自扁鹊、淳于意，下至汪机、吴桥等百余家名医的医疗事迹和医案，历26年，反复披阅，择著录之，于嘉靖己酉年（1549）初步撰成《名医类案》。《名医类案》著成不久，江瓘即逝世，未睹该书付梓。后由其次子江应宿编次补遗，又经过19年的整理，五易其稿，最后成为现行本，于万历十九年（1591）刊行问世。《名医类案》载案2405则，收录可考医家141人。全书12卷，分205门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对入选医案，江氏父子每有圈、点、评、注、见解独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医案的专著。此书问世后多次翻刻，并很快传到日本。日本元和九年（1623）就有猪子梅寿刻本面市。

徐春甫（1520～1596）   字汝元，号东皋，又字思敏、思鹤、祁门东皋人。徐氏从小随太学生叶光山习词文，由于聪明颖悟，学习刻苦，少年时儒学已达到较高水平。后来因为经常生病，决定弃儒学医，在祁门名医汪宦的精心指导下，认真钻研《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书籍，广泛涉猎各家医学著作，加上勤于实践，融会贯通，遂寓居京师，设“保元堂”业医。因其医技达到了超凡境界，被授予太医院吏目。隆庆二年（1568），他倡集在京名医46人（其中新安医家21人）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立会款、会规22项，提出为医者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修养。要求医生诊疗病人应认真审证辨脉，细心处方遣药；提倡医生努力学习理论，勤于探索医学规律，特别是《内经》和金元四大家的奥妙之处，务求明白医理，通过讲学活动，互相交流心得，达到提高医疗水平的目的。徐春甫有《古今医统》（又称《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学入门捷径六书》4卷、《医学未然金鉴》等，均存。《古今医统大全》为我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一，包括《历代圣贤名医姓氏》、《内经要旨》、《医通考》、《内经脉候》、《经穴发明》、《针灸指直》、《妇科心镜》、《螽斯广育》、《老老余编》、《幼幼汇集》、《痘疹泄密》、《养生余录》等。内容涉及《内经》旨义，历代名医传略，各家医论，脉学运气、针灸经络、养生、本草、临床各科、医案、验方等，在汇集历代精华的基础上有诸多阐发，此书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问世，次年古吴陈长卿即为之梓行。隆庆四年（1570）太师朱成国再次刻板刊行，一时在医界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其后又多次刊刻，日本国也在1657年翻刻了金陵唐氏本全套，并在此后的许多医籍中引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1995年《新安医籍丛刊》重新校点出版。

孙一奎（1522～1619？）   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休宁县人。其父以儒术起家，为诸生，素质孱弱，攻读过苦，加之屡试不第，心情不悦，体质益差，使少年时的孙一奎便抱有“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何得究竟秘奥，俾葆和吾亲无恙之心”。稍长，随堂兄往括苍（今浙江丽水）经商。遇当地士人传授“禁方”，用之多验，激发学医的信心和决心。即刻返回休宁，禀明父亲，得到父亲的支持。于是找来《内经》及诸大家的医籍，在名医黄古潭指点下，“下帷诵读，口玩心惟，无间寒暑”。学有所得，总觉得徽州地方偏僻，见识不广，应到外面去见见世面，检验自已的学识。于是“游彭蠡，历庐浮沅湘，探冥秦淮，钓奇于越，卒掩迹三吴矣”。所到之地，遇有所长，即往请益；偶遇明哲，则折服其前。经30年游学勤访，虚心求教，学验俱丰，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诊视鲜戾，投剂靡乖“。医名由是闻达远近，官吏缙绅竟忘年与之相交，并捐资助其刊刻《赤水玄珠全集》（含《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孙文垣医案》）。《赤水玄珠》30卷，分风、瘟疫、火热等70余门，每门又分若干病证，所述包括内、妇、儿、外各科疾病的辨证治疗，各证引录《内经》及各家学说，结合个人医疗经验条分偻析，开卷了然。其中对休息痢、乳岩的描述，尤为确切。是书以明证见长，历来为医家称颂，刊行后多次刊刻，并先后东传朝鲜、日本等国。《医旨绪余》2卷，计70篇，主要论述太极、阴阳、五行、脏腑气血、三焦包络、命门相火、经络腧穴、疾病诊断及内伤杂病等问题，其中对命门、相火、气、火等概念用易学的原理、理学的观点和医学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咳、喘、哮的鉴别诊断和治疗都有自己的体会。其对诸家学说的评价，被后人认为是千古持平之论。《孙文垣医案》（又称《生生子医案》）5卷，由其子朋来、泰来及门人选编而成，内含《三吴医案》2卷、《新都医案》2卷、《宜兴医案》1卷，计398案。内容涉及温热时疫、内科杂症、妇人胎产、幼童虫麻以及耳目诸疾。对许多奇疾怪病辨治有法，疗效突出，尤其在诊病时注意询问病史，分析脉证，不落常套。如《三吴医案》第十二案，治先禄公跌后胁痛，诸医认为淤血，服活血行血之剂二百余帖而未效，孙氏根据脉证辨为痰饮，用瓜蒌、枳壳、贝母第二剂泻去痰饮面痛瘳；又如第九十八案治少男颊车浮肿面痛，清人赵彦初经临床验证后谓“以见古人对症发药，效如桴鼓”云云。足见孙氏辨证精详，立法得当，遣药合理，经得起验证。因此，《孙文垣医案》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并有单行本刊行，如日本有明历三年（1657）刊本、清风月堂左卫门刊本、东佛镇天宝楼刻本。《新安医籍丛刊》有点校本。另外，孙文垣尚撰有《痘疹心印》2卷，为孙氏节录诸家痘疹方书汇编而成，间或参以己见。孙文垣门人除两个儿子外，尚有余煌、程钤、徐景奇和婺源的汪甘节、潘士梧、查道立等。

吴昆（1552～1620）   字山甫，号鹤皋，又号参黄子，歙县澄塘人。祖父元昌、父文韬俱为德隐之士。家多岐黄书，15岁从师余午亭，勤奋3年，所学见解，咸合师意。午亭乃勉其友天下士，于是由三吴，赴浙江，历荆襄，抵燕赵，遍访名师。“未及壮年，负笈万里，虚衷北门，不减七十二师”，医业大进。先后在宛陵（今宣城县）、姑熟（今当涂县）、各阳（今和县）等地行医，所至活人无算。所著有《素问吴注》、《医方考》、《针方六集》、《脉语》行世，尚著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焫考》等未见刊行。《医方考》（1584）6卷，吴氏以“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事迹，考其变通，考其得失，考其古方之所以然”为宗旨，既参考了经典医籍和许多医家著作，又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同时还详细分析了每方的主治症候。书中每一例证，先叙本证的病因、病机，次列现证，再论诸家治法，然后汇集各方，因证用方，发明方义，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是我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颇大。此书一问世，即东传朝鲜（1586）和日本（1619）刊行。《黄帝内经素问吴注》（简称《素问吴注》），是吴氏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以王冰24卷本为底本，注重于辨经文，正谬误，自以为讹误，错简者，多有改动，并在注文中加以说明，全书类如此者计250余处。其对于原文的注释采取按篇分段，逐句注释的方式，每篇先简述该篇大意，再于每段文字加以阐述。由于吴氏之注取义简明，文辞朴实，说理透彻，结合临床有所发挥，颇为实用，一直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清代汪昂谓其“间有阐发，补前注所未备”。道光十年（1830）《安徽通志·艺文考稿》中言其“深入显出，治《内经》者，皆当读之”。《针方六集》（1618）6卷，是吴昆晚年著作。卷一论述经脉流注，经穴及奇穴考证；卷二收《标幽赋》并加注释，论述八法五门，子午流注及十二经补泻；卷古选录《内经》针灸要旨，阐发经义；卷四通过“以药明针”论述针灸基本理论，还对《金针赋》进行扬弃，并逐条讨论；卷三分述身形各部腧穴主治；卷六收载针灸赋12篇及穴位灸法。《针方六集》又是研究昊昆针灸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卷四旁通集，更具有吴氏学术的特色。

程衍道（约1593～1662）  字敬通，歙县槐塘人。明代名医程玠之侄孙。初为浙之庠生，业儒而通医学，其文称雄两浙间，后以医为业。有“日出治医，日晡治儒；出门治医，入门治儒；下车治医，上车治儒”之称。闻上海李中梓（1588-1655）名，于崇祯十年（1637）不远千里，前往求教。李中梓叹服其才曰“不能为之师也”，遂结为好友。经过长期刻苦钻研，加上文化底蕴雄厚，医学造诣日渐增深。民国《歙县志》载：程氏“一诊即能决人生死，性沉静寡言，虽当笃疾濒危，未尝动声色，投剂立起……每逢出诊，则就疗者丛集，衍道从容按脉，俟数十人俱诊毕，徐执笔鳞次立方，神气遐逸，了无差谬，所疗奇验甚多“。金声在重刊《外台秘要·序》中称其“临证治疗，指脉说病，微言高论，叠见层生。虽极贫贱，必问端祥，反复精思，未尝厌怠，其疑难者，多至盈时，惟恐少误。”其医德、医风、医术可见一斑。程敬通鉴于《外台秘要》自唐问世以来，至宋孙中丞校刊后，及今将绝，于是断荤少饮，穷十年之功，于崇祯十三年（1640）将《外台秘要》40卷重校辑复出版。现今流通的《外台秘要》，即程氏重刊本。他还著有《迈种苍生司命》4卷，共载74症，采撷各说，蒐集精粹，敷陈标新，参以己见，间附名贤验案验方于后，言简意赅，多切实用。仅抄本流传，《新安医籍丛刊》校点出版。程敬通还著有《医法心传》、《心法歌诀》等，仅抄本流行。1989年歙县卫生局曾整理翻印，内部发行。

罗美   字澹生，别字东美，号东逸，歙县人，侨居虞山（常熟）。以名儒而精医术，撰有《古今名医荟萃》、《古今名医方论》、《内经博义》等。《古今名医荟萃》8卷，是一部元、明、清名医医论集锦，正如盛新甫序言所说：“咀啜近代之精华，不言轩岐而经旨悉具；《金匮》、《千金》之方，虽篇目不列而治法无遗。”又经慈溪柯韵伯参校，有谓之为医学之金针，济世之梁筏也。成书于1675年前，乏资刊行，直到嘉庆六年（1801）才刊行。《古今名医方论》4卷，全书载方136首，每方先载方名，次主治，次药物及服法，最后选有代表性的古今名医有关此方的论述。本书详论药性、君臣佐使的配伍法度和方剂命名之义，复论方剂适应证的内外新久之殊、寒热虚实之异，更引诸方而比类之，以推本方而互通之。论一病不为一病所拘，吸一方而可得众方之用，游于方之中，超乎方之外，全以活法以示人。比之吴氏《医方考》，此书更胜出一筹，对后世医家有较深的影响。自1675年刊行后，引起社会重视。《内经博义》4卷，卷一天道部、人道部专门阐述《内经》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医学理论；卷二为脉法部、针刺部、病态部，分别考究《内经》脉因、针刺、病态的证治之法；卷三、卷四为述病部，以阴阳虚实为辨，朔其病源，审其病势，察其始终，揆其逆顺，合述为病情八章。全书证合经治，不望文生义、以经解经、随文敷衍。对运气学说，颇具见地。扬州叶子雨在《难经正义》中说：“运气之学，白道难穷……全元起以下数十家，皆随文注释，未能实有指归，唯罗东逸之《博义》差强人意。”裘吉生在《珍本医书集成》中称赞曰：“其（罗美）学说参《素》、《灵》之奥义，为国医之基础，于《内经》运气之学，阐发无一遗。”尤其作者临证体会的心得，对《内经》医理贯穿会通，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其气三论”中举“三而成人”之例说明自己见解：“故人之成也，本乎气交。禀天之阳动之气，禀地之阴静之性，而神存乎其间，以立性命之基。是精、气、神三者，合而不离也，此所谓三而成人。”罗美以天地之间动、静，及所以能动静者三个变化状态为《内经》所言“三气”之实质，对后世颇有影响。

程应旄   字郊倩，休宁海阳人。髫年辄以冠军补博士弟子员，生平著述甚丰，虽屡战棘闱不售，顾驰声艺苑者垂三十年，经明行修，从而问学者踵相接也。遘值申酉，避地来吴，仍去儒而医，遂为大医。著《伤寒论后条辨》、《伤寒赘余》、《医径句测》。《伤寒论后条辨》，又称《伤寒论后条辨直解》（1670）15卷，他汲取方有执、喻嘉言综合整理《伤寒论》之长，再行归类、阐发己见。是编揭仲景之本旨，避叔和之伪例，即从《伤寒论》论字辨起，其要归括于四言：仲景非是教人依吾论去医伤寒，是教人依吾论去辨伤寒，非是单单教人从伤寒上去辨，乃教人合杂病去辨，本此发挥，可谓用切中肯綮。每条承上启下，注释人理，非浅学者所能企及，程氏从辨证出发，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编次《伤寒论》的方法对后世影响颇大。《伤寒赘余》1卷，成书于《伤寒论后条辨》之前，后不知去向，找了3年未能找到，后弟子王仲坚欲北上，整理行装时，在箱底翻出付梓。其时《伤寒论后条辨》已经刊出，补录在《条辨》文末，为16卷。后人重刊时仍为15卷。《医径句测》（1670）2卷，为作者对明代歙县名医程玠所著之《松崖医径》的六部脉图引申发挥，将脉图所列症状，方名编为四言韵句，即“句曰”；对病因、病机，用药特点给予分析阐述，即“测曰”。测曰”是程应旄的医学见解，其论深入浅出，有详有略，有不少精辟之处，重点是在读书方法上给人以启迪。故程林序中称“乃于一径开出千条觉路”。

吴楚   字天士，号畹庵，歙县澄塘人。吴正伦后裔，顺治、康熙年间人。诸生。始有志于科名，康熙二十年（1680）兼理医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入京应试，月余间为人疗疾，历起沉疴，奇验如神，竞相传颂，成为“奇士”，医名播于京都。应试不售，隐于医。著有《宝命真诠》、《医验录》两集。《医验录初集》分上、下两卷，乃吴氏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冬，将本人经验诸病案整理成帙，录之以自考验。次年家坦公尊堂病笃，嘱医获效，遂索此集代为刊刻。所载医案，用寒凉而验者十之三四，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吴氏善用温补，尤对真假寒热能精思明辨，救死回生，可以说吴升《医验录》是一部救治专集，实用价值很高。《医验录二集》系按证分类，分为伤寒、内伤、杂证，与《医验录》初集按诊治时间排列不同。该书卷二内伤由潜溪汪修况于康熙辛巳（1701）梓行。而卷一伤寒是50年后乾隆癸酉（1753），由祁门汪宽出资，由子吴芳洲编次刊行。惜财力不足，卷三、卷四终未刊行。《宝命真铨》4卷，原名《辅孝盖亲》（附《前贤医案》），书成未梓，传之三代，至其曾孙宗勉欲刊行不逮而离世，后由宗勉之弟与子继承兄父之志，于乾隆六十年（1795）刊刻行世。

汪昂（1615～1694）  字讱庵，休宁西门人。邑之秀才，少年即以古今文辞知名，为一方辞学宗工，有《讱庵诗文集》若干卷行世。以其文才，仕途进取，《休宁县志》称“易如拾芥”。与休宁知名人士金声过从甚密。甲申之变，弃儒从医，寄籍浙江丽水。汪氏以其雄厚的文辞功底，致力于医学理论研究，临床之余，勤于笔耕，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经络歌诀注释》、《勿药元诠》等医书盛行于世。《素问灵枢类纂约注》3卷，注氏认为《内经》“理至渊深，包举弘博”，为医家必宗之经典，估全书浩衍，又随问条达，不便观览。故择《灵枢》、《素问》之精要适用者，条分缕析，参酌诸注，简明易解，使读者了然心目，全书所选内容，多采《内经》中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较大者，经过汪氏分类编次后系统性更强。注释多采王冰、马玄台、吴昆、张隐庵诸家之言，约占十分之七，汪氏自注约十分之三。对阐发《内经》奥旨颇有裨益，立论多较允当，被公认为节注《内经》的善本。《医方集解》（1682）6卷附《勿药元诠》1卷，本书辑数十家之言以详析方理，故名“集解”。书中方剂计分21门，并附“救急良方”一章。是书以医界常用的历代名方为主体，共收正方388首，附方之数比正方还要多。该书论方，层次分明，汪氏于每门之下，先概述该门方剂功用、适应证及其治病症的病因、病机，并在每个具体方剂中，先分析本方主治病症及此症的临床表现，次述本方药物组成及每味中药的用法、药性、制方之理及加减，最后详论附方。此书之长，在于“辨证论方”，“虽名方解，然而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罔不毕备”，确实是一部理、法、方、药相应贯通的佳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书，因此，深受读者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此书问世300年来，各类版本达80余种。《本草备要》（1694）8卷，汪氏因感于《本草纲目》“备而不要”，《主治指掌》、《药性歌括》“要而不备”，故撰是书，载药478种，多为临床常用之药。该书虽专论本草，而论药之时，必参之以论证，药性与病机互相阐发，汪氏将中医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学的理论与药物学的内容融为一炉，以辨证施治原则贯穿始终，使人循之有规，变通有法，是一部既明理义，又切实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草学专著。值得一提的是汪氏在辛夷条中记有“人的记性在脑中”，在中医书籍中较早地提出了脑的记忆功能。此书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医家的钟情，常作为中医入门教材。粗略统计至解放初200多年间，各类版本达76种之多。《汤头歌诀》（1694）选常用方剂300首，编成七言歌诀200首，每首歌诀都有中医理法方药的内容，既便于吟诵，也非常适用，是一部流传较广的方剂学通俗读物。《经络歌诀》1卷，是汪氏鉴于吕东垣《医宗起懦》中12首经络歌诀词句、音韵不够流通，便予以润色，并增加奇经八脉歌诀四首，补其未备，加以注释而成，附于《汤头歌诀》后一并刊行。另外，署名汪昂撰写的著作尚有《本草便读》8卷、《经络图说》1卷、《汤头歌诀钱数抉微》4卷及《续增日用药物》、《痘科金镜全书》流行于世。是汪氏所作，抑或后人托名，待考。

叶桂（1667～1746）   字天士，出生中医世家，祖父叶时（字紫帆）自歙县迁徙苏州行医，父叶朝采（字阳生）均为当要名医。天士从小受家庭熏陶，对中医天赋颇高。14岁父殁后，即从其父门人朱某学医，见解每出朱君之上。朱君只好为天士另觅高师。天士勤奋好学闻有所长即以师礼事之，10年先后从师17人。于是医道大进，察色按脉，听声辨形，言语之所在，如见五脏癥结，临证处方，不执成见，治多奇中，尤对温热病的诊治更胜一筹。一生诊务繁忙，无暇著述。现流传于世的《温热论》是叶氏出诊时在舟中口述，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温热论》记录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重点分析了温邪的传变规律，温热病的病理和治法，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记载温热病的察舌、验齿和斑疹、白病的诊法等内容，其中一些学术观点直到现在仍为临床医家所重视。《临证指南医案》全书10卷，其中内科杂病医案8卷，妇科、儿科各1卷。内容以病为纲，分89门，体现了叶氏治病细微，善于抓住主证的特点，立法处方妥帖、中肯，用药灵活而有法度，往往以平凡的药物而获奇效，本书每门之后均附论一篇，虽系叶氏门人执笔，都是叶氏学术思想的精华。如他认为类中风是本虚标实，虚即肝肾阴虚或气虚，实为湿、痰、火、风。这是他对历代医家经验的总结和充实，符合临床实际，又如他认为胃为阳土，喜柔润而恶干燥；脾为阴土喜燥而恶湿。脾主升，胃主降，胃阴虚则不饥不食，应以清养甘润之品治之，提出了“胃阴虚说”等。书中温病治案颇多，吴鞠通《温病条辨》多取材于此。叶氏此书被后世公认为临床医案的范本，一直受到医家的珍视。

汪文绮  字蕴谷，休宁鹤山里人。父汪十洲（号约斋）、伯兄汪文誉从弟汪明紫均为当地名医。文绮承家学，习医爱究底蕴，自《内》、《难》迄金元明诸家靡不淹贯，于浙江张景后岳“温补”尤其推重。其性好读，博涉如攻举子业，尤喜为诗。生平学验俱丰，求诊者户限为穿，活人无数。著有《杂症会心灵》、《脉学注释汇参证治》、《温疫论两注》等。《杂证会心录》上、下两卷，著论54篇，是汪氏积数十年经验之作，反映了作者护本固元、扶阳抑阴的学术特点。如乾隆壬申至癸酉（1752-1753）间疫症流行，汪氏主张先补正气，正旺则脏坚，邪无由而入，阴回则津生，邪不攻自走，所立救疫汤取仲景建中汤意，寓解毒于其中，救人无数。门人程大兆，字文祥，传其学。

程国彭（1680～1733）   字钟龄，号恒阳子，又号天都普明子，歙县人。附贡生。少年多病，酷爱医学，经多年刻苦钻研，临症卓有效验，四方求诊者众。对危重病人，只要有一线生机，均极力抢救，每能起死回生。晚年到当地普明寺修行，法号普明子。著有《医学心悟》与《外科十法》二书。《医学心悟》系程氏积30年业医心得。融会《内经》、《难经》及历代名医精华编写而成。全书5卷，卷一载“医中百误歌”、“经腑论”、“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医门八法”等文40余则；卷二论伤寒，分述《伤寒论》六经证治；卷三、卷四为内科杂症及五官诸疾；卷五为妇产科病症。是书所列各科病证先述病源、症状，次述诊断治疗，并附程氏自拟经验方。可谓分类清楚，论述简要，脉因证治，环环相扣，所选方药简便易行，内容丰富，切于实用，是一部理论联系临床的中医启蒙著作，流传甚广，被后世认为是中医入门的重要参考书。《外科十法》1卷，为程氏归宗普陀后，逢皇上拨款大修庙宇，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有患背疽者，有患臁疮，疥癣者，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医学心悟》未及外科，乃复会聚精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为《十法》，其书言简而赅，方约而效，以之与《医学心悟》合刊而成6卷（1733）。

吴澄  字鉴定泉，号师朗，歙县岭南卉水人。早年攻读经史，尤好《易经》后屡试不第，弃儒而习医。苦心研读医书10载，一以“易”理为权衡。证之临床，所活不可胜计，凡沉疴经手，多能取效，医名噪甚。吴氏在医疗生涯中，深感“治虚损者少，做虚损者多；死于病者少，死于药者多。目击心伤，难以默默”。于乾隆四年（1739）著《不居集》一书。书名“不居”乃取《易经》“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意。虚损乃不居之证，变动不测，非居于寒、居于热、居于补、居于散者可疗。亦作者不拘一家之言，不执一家之偏，随机活用，因证施治之意。《不居集》上、下两集50卷，上集30卷专论内损，以真阴真阳五脏内亏立论，擒其纲领，扼其枢要；下集20卷，外损则创自己意，皆六淫外入，由浅及深，条分各门，独开生面，以补前贤之未备。全书有论、有注、有新增、有补遗、有新方、有治法，虽为作者一己见，都是经过反复验证有效者，并附有验案佐证。书中吴氏提出“理脾阴”说，与叶天士“养胃阴”说相得益彰，而补李东垣脾胃学说之不逮。他说：“古人理脾健胃，多偏补胃中之阳，而不及脾中之阴。”并自制中和理阴汤、补脾阴正方，资成汤、理脾益营汤等9个效方，充实了脾胃学说。诚如孟河费绳甫所说：“东垣虽重脾胃，但偏于阳。近代吴师朗《不居集》补脾阴之法，实补东垣之未备，”是书乾隆己未（1739）定稿，卷帙浩繁，乾隆间仅刊其引言。直至道光十六年（1836）刊行。吴氏还著有《伤寒证治明条》6卷、《医易会参》、《推拿神书》、《师朗医案》若干卷。

郑宏纲（1727～1787）   字纪原，号梅涧，又号雪萼山人，郑于丰第五子，继承黄明生及父之喉科秘授，以喉科为主，兼通内科、儿科。其治喉症，擅用汤药与针刺，对危重喉症则刺其颈，出血如墨，豁然大愈，求治者众。著有《重楼玉钥》、《痘疹正传》、《箑余医语》等。《重楼玉钥》是以道家《黄庭经》谓“咽喉为十二重楼”之语而命名，意为治咽喉病之钥匙。其书两卷，上卷阐述喉科方面的基础理论，辨证施治方法，收载内服方24首，咽喉局部药方28首，熏、含化、外敷方6首，卷末附“梅涧医语”二则；下卷专论喉症的针灸疗法。此书是我国古代重要喉科专著之一，其对白喉的认识，认为白喉“居少阳一经，热邪伏其间，盗其肺金之母气，故喉间发白”为后人创新“养阴清肺汤”奠定了基础。

吴谦  字六吉，歙县人。熟读古今医书，涉猎中医各科，临床经验丰富，仍谦虚好学，曾多次翻越五六十里山路，拜民间医生为师，学习正骨手法。与喻昌、张璐并列为清初全国三大名医。乾隆初，官至太医院判，高宗颇器重之，尝语左右近臣曰：“吴谦品学兼优，非同凡医，尔等皆为亲敬之。”乾隆四年（1739）高宗敕今编撰一部较系统的医学专著，委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组织人员编写。吴谦将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和撰写的医稿全部拿出来作为初稿，结合内库所出藏书和征集民间家藏秘本以及世传经验良方，供大家扩充修正。经过分门别类，执简驭繁，去伪存真，慎重研究和补正，于1742年编成不朽巨著《医宗金鉴》。《医宗金鉴》是由清政府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计15种，内容十分丰富，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的历代名著的精义，进行分门别类，删其驳，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末备。其内容包括：《订正伤寒论注》17卷，《订正金匮要略注》8卷，《删补名医方论》8卷，《四诊心法要诀》1卷，《运气要诀》1卷，《伤寒心法要诀》3卷，《杂证心法要诀》5卷，《妇科心法要诀》6卷，《幼科杂病心法要诀》6卷，《痘疹心法要旨》6卷，《种痘心法要诀》1卷，《眼科心法要诀》2卷，《针灸心法要诀》8卷，《正骨心法要诀》4卷，《外科心法要诀》16卷。其中《订正伤寒论注》和《订正金匮要略注》为吴谦亲自编注。吴氏认为：古医书有法无方，惟《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始有法有方。《灵》、《素》而后，二书实为一脉相承，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易，遂多讹错，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乃自为删定，订正讹错，详加注释，复集诸家之注实足以阐发微义者，以资参考。其余各卷，虽出众人之手，多经吴氏审订、修改和补充。全书概括了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阐述了各种病证、病因和辨证治疗，选方平稳，切合实用。尤其是各科心法，先歌诀，后注释，便于习诵，使执教者易教，从学者易学。故刊行后颇受医界推崇，自1749年后，一直作为中医入门必读医著之一。

戴震（1723～1777？）  字慎修，号东原，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是我国清代著名学者，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皖经学派创始人之一。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戴氏曾撰《难经注》、《伤寒论考注》、《金匮要略注》等，未见刊行（详见《朴学卷》）。

程文囿（1761～1833？）  字观泉，号杏轩，歙县东溪人，悬壶于岩寺。程杏轩出生于世医之家，少业儒，博学工诗，20岁始究心医学。24岁在岩寺行医，诊第一例病人为产后感邪、高热不退的危重病人，杏轩辨证施治，不囿于“产后宜温“之说，重用白虎汤合玉烛散清下，终使病愈。因此病名渐噪，到嘉道年间，学验俱丰，而乃以内妇儿科见长，加之为人和蔼，医德高尚，求诊接踵，医名显卓，时人谓：“有杏轩则活，无杏轩则殆矣。”其弟文畹、文荃均精医，其子光墀、光台及弟子倪榜、许朴、许俊、洪鼎彝、汪有容、叶光煦、郑立传等先后随其学医，并参与《杏轩医案》编辑。杏轩认为医术蔑古则失之纵，泥古则失之拘，应以古人为师。上溯轩岐，下逮汉、唐、宋、明古今医书320余家，经史子集40余种，他每于诊暇反复披阅，摘其精粹，随手记录，从乾隆五十年（1785）至道光六年（1826），历时40年之久，辑成《医述》16卷，初刻于1833年，后多次反复翻刻，被列为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一。《杏轩医案》为其一生临床经验之总结，分初集、续集、辑录三卷，选案192例，与《医述》合刊于1833年，所载医案均边叙边议，文笔生动，不仅介绍验案，失治、误治案例也多收载，并注意追访治案，探奥求真，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俞世球  字得孚，婺源长滩人。业儒通医，尤以儿科见长，从学者众。先后任江苏震泽、嘉定、华亭、长洲县丞及苏州府知事等职，为官清正，颇有政声，后升为知县。光绪十年（1883）前后，在南翔创设“槎溪会课”，师生相与论医。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先学柯琴《伤寒来苏集》、李中梓《内经知要》等，再学金元四大家，“分而观之，则见其偏；合而观之，则见其全”。最后学《内经》、《金匮要略》。撰有《麻疹新编》（1883）2卷、附《小儿疳积》1卷，《医学及门》1卷（1904），《续医学摘要》12卷，《白喉治验新编》，《摘录经验医案》，《摘录经验奇谈》，《丹方类编等》卒85岁。

程有功  字思敏，歙县冯塘人。医学造诣深厚，疗效卓著，程杏轩极推重之。著书数十部，毁于战乱。现存《冯塘医案》1卷（见《新安医籍丛刊·医案类·三》）。门人叶馨谷、王学健皆精于医而有盛名。

江之兰  字含微，歙县人。著《医津一筏》（又名《医津筏》、《内经释要》）（1844）。全书14篇，每篇以《内经》一条治法原文为主，将疑似难明之理，提纲挈领，分条注释于后，以说理精确、措词简明而为医界推重。裘吉生编入《三三医书》，《新安医籍丛刊》又重刊。

吴亦鼎  名步蟾，字定文，号砚丞，歙县人。著有《神灸经纶》4卷。此书是一名灸法专著，卷一介绍灸法基本知识；卷二列十二经循行及穴位；卷三、卷四为证治本义，介绍诸证灸法及宜忌。作者认为“灸法与针法并重，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所以古人合而言之，分而用之，务期中病而已。”此书专论灸法，并非针难而灸易，以针之手法不可以言传 ，而灸之穴位尚可度泄，苟能认真讲求由灸而知针，由针而知道，则可以补汤液之不足。曹炳章先生在《医学大成书目提要》中说：“亦鼎先生之从灸略针，与西方子、王焘可称鼎足为三，先后媲美。”此书传世较少，《新安医籍丛刊》已校点出版。吴氏尚辑有《麻疹备要方论》1卷，补前人详于论痘、略于论麻之不足。

俞正燮（1775～1840）  字理初，黟县人。晚清著名学者，兼通医学，著有《癸巳类稿》15卷，其中《持素篇》3卷、《目录》1卷是关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卷首《持素脉篇》论脉息原理，卷二《持素持篇》述持脉之法，卷三《持素证篇》阐证候之判断。尚著《经络》1卷，在《癸巳存稿》中。

胡澍（1825～1872）  字亥甫，又字甘伯，号石生，绩溪城北人。出生书香门第，19岁补诸生，35岁中举，后捐升户部郎中。胡氏精于训诂，曾作《左传段氏经义》、《通俗文疏正》等书。中年多病，方留心医学，研读医书。偶游都市，获宋刻《内经》，遂取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以及唐以前古本，悉心校勘，草创未竟而终，仅《内经》前5章数10条，辑为1卷，名曰《素问校义》行世。胡氏既通声韵训诂之学于前，复治医药于后，故能以汉字考据法刊正《内经》文字，彰明《灵》、《素》音义，或正全元起、王太仆旧注之讹，或校林亿注按之失。均博引经籍以究声音训诂之原，注疏证明以启《灵》、《素》真谛之蕴，俾轩岐秘旨昭然于世。1995年《新安医籍丛刊》收入刊行。

王履中  字学健，歙县王家宅人。冯塘程有功弟子，张文毅、左宗棠常约其为治病，医名著江、浙、皖、赣间。子心如，字士恕，传其学。

王谟（1859～1904）  字养涵，又字漾酣，号獧斋，又号芦溪隐医。王履中之孙，秉承家学，医名卓著，远近求医者皆归之，人称“新安王氏医学”。诸子皆能传其学，尤以次子仲奇最为出色。

叶昶  字馨谷，歙县梓坑人。幼读诗书，因体弱多病，乃遵父命从程有功学医10年。学成后定居休宁开业，擅治温热时疫、杂症，颇得乃师心法，疗效极好。咸丰年间（1851-1861）安徽、浙江、江西疫病流行，自出资在歙县、黟县等地办药局，自制成药，奔走皖、浙、赣一带，送诊施药，救治甚众。时人咸称：“看过叶馨谷，死了不用哭。”意谓叶馨谷治不好的病人是命该绝了，不必遗憾，可见当时声誉之高。晚年将其30余年验案交于其子叶韵笙整理，于咸丰十一年（1861）撰成《红树山庄医案》12卷。惜未付梓，仅抄本流传。

汪宏（1836～？）  出生在歙县渔塘，幼年丧母，在休宁长大。十四岁由其舅带往浙江衢县经商。汪氏聪颖好学，得到当地一程姓医家厚爱，“出家藏典籍，搜秘授之篇章，任其揣摩，正其讲解。”后又问道于陈思槐，问医于周浩川，阅历20余年，于医理、脉理、药理无所不通，撰有《神农本草经注解》、《本经歌诀》、《望诊遵经》、《本草附经歌括》、《脉诀》、《入门要诀》，以上合称《汪氏医书六种》，《望诊遵经》是其代表作。汪氏认为医学自汉晋唐宋，鲜能出《内》、《难》范围，诸家遗文指趣会归为二：一曰诊，二曰治。救治必先诊之，非诊无以知其病，非诊无以立其治。先贤所谓明理，即辨证，亦即知诊。望诊为四诊中较为重要之一诊，汪氏积其数十年临证经验，参考先贤各家之说，对望诊之时间、动静、部位、主病，以及身形、体态、排泄物色泽，结合天时地理、声音脉象一一辨析，并阐发其病因、病机，最后指出其治之标本先后。其论述黜华崇实，纲举目张，对后世颇有参考价值。据民国《歙县志》载，汪氏还撰有《伤寒论集解》、《金匮要略集解》，未见。

王少峰（1867～1932）  字炳生，号润基，休宁溪口人。早年在浙江恒裕典业当学徒，因家丁多病，庸医误人，乃立志学医。日站柜台，夜攻医学，博览群书，5年不倦，奠定了医学理论基础。1889年投师湖洲名医凌晓五，临证处方，颇得青睐。光绪十七年（1891）回故乡海阳开业，擅治内、妇、儿科，尤擅时病，常一二剂见效，远近就诊络绎不绝。生活所积全用购买医书，虽价昂而不惜。诊暇手不释卷，勤于笔耕，著有《脉学摄要》、《脉学经旨》、《人身谱》、《内经选读》、《伤寒从新》、《女科汇编》、《四大病症》、《杂证类钞》、《王氏医案》等。《伤寒从新》为其代表作，全书近百万字，辑录了历代医著200余种，评注4000余条，对《伤寒论》各经病证、苔脉及治疗予以注释，关键处酌加按语。是书注重临床，主张“寒温一统”，于研究《伤寒论》颇有参考价值。经整理由《新安医籍丛刊》出版。

王仲奇（1881～1945）  名金杰，晚年号懒翁，歙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并能博采众长。22岁悬壶乡里，以治温热病著称；1923年移寓上海，以擅治内伤病驰名沪上。他认为治病之道，要在明阴洞阳，而用药以酌盈济亏，补偏救弊。处方常经方、时方并蓄，或参以单方。因单方力专而厚，辨证用之，每获良效。处理内伤杂病注重脾胃与肾气，常以调气血，畅气机，以通为补。业传弟殿人，子樾亭，女蕙娱、燕娱，侄任之，门人叶阜民等。平昔诊务繁忙，无暇著述，所遗医案已由其后人整理成《王仲奇医案》出版。见《新安医籍丛刊》。

黄育庭（1893～1937）  歙县县城人。承家传妇科医业，1929年与歙县医药界奋力抗议国民党南京政府“废止旧（中）医案”。1930年参与筹建全国医药总会歙县支会，并任主席。同年与胡天宗主编《歙县医药杂志》，先后出刊6期。1937年创办“歙县国医学校”并任校长。

王殿人（1888～1931）  名金华，歙县王家宅人，王仲奇堂弟。16岁丧父，从二兄王仲奇学医，悬壶于歙县县城，后在杭州行医4年，多受病家依赖。在歙县以治时邪为多，在杭州则以调理内伤为著。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子王任之继其业。

王季翔  王殿人之弟，早年行医屯溪，后迁旌德。家学而外，于洄溪、天士两家用功最勤，尝以《兰台轨范》诸方治内伤，卓有成效。又用天士调冲和络法以治妇人经带胎产，每建奇功。且文笔犀利，宣传抗日，抨击汉奸卖国行径，在泾县、旌德、绩溪一带群众心目中，不仅视为名医，还被称为“文化人”。子王乐匋继其业。

附录二  

新安历代太医及寓外地医家

一、新安历代太医

据文献资料不完全统计，新安名医在京都任太医的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明代十七人，清代十二人：

陆彦功     明     歙县     成化中、召任太医

方  达     明     歙县     嘉靖时太医

王  琠     明     祁门     嘉靖时游京、治愈皇子病，授太医院官

孙一奎     明     休宁     万历时任太医

江子振     明     歙县     万历间任太医

汪一蛟     明     绩溪     万历33年治愈太后病，恩赐太医院医官

徐春甫     明     祁门     万历、隆庆间任太医院吏目

胡  铁     明     祁门     太医院吏目

吴世全     明     休宁     太医院吏目

胡  田     明     祁门     善针灸、弘治18年入京，太医奏举，补御医

吴希尹     明     歙县     太医院佐

江天耀     明     歙县     太医院吏目

项有诚     明     歙县     御医

金有奇     明     休宁     太医院吏目

徐宗彝     明     休宁     由国学授太医院吏目

江一道     明     婺源     太医院吏目

汪一蚊     明     绩溪     荐于太医院、恩赐医官

江之迈     清     祁门     康熙五年任太医

程少轩     清     绩溪     康熙间授太医院吏目

程国瑞     清     黟县     康熙55年入太医院，授御医首领

王一凤     清     休宁     善眼科，太医院吏目

李德卿     清     休宁     太医院御医

吴  谦     清     歙县     乾隆时任太医院判

汪燕亭     清     歙县     嘉庆间任御前太医九年

叶正芳     清     徽州     居江苏山阴，奏为太医院使

江国龙     清     休宁     擅内科，授御医

洪  蕙     清     歙县     四川顺庆知府、太医院属官

张明征     清     婺源     太医院官

吴志中     清     歙县     太医院吏目

二、新安寓外地名医

新安名医寓外地悬壶人数较多，尤以明清时期为众，文献记载可考者，有七十人：

张  扩    北宋    歙县     行医于南京、当涂、开封

张  挥    北宋    歙县     随兄张扩行医于南京、当涂

江  嘉    南宋    婺源     理宗时居京师(杭州)十年，赐官不受

王国瑞    元      婺源     屡游三吴，医名大振

吴正伧    明      歙县     嘉靖间行医北京

孙一奎    明      休宁     嘉靖间行医于三吴，宜兴

吴  昆    明      歙县     行医于宣城、当涂、和县

汪  宦    明      祁门     嘉靖、隆庆间行医北京

许国忠    明      歙县     隆庆间行医北京

巴应奎    明      歙县     隆庆间行医北京

方一诚    明      歙县     隆庆间行医北京

黄风至    明      歙县     隆庆间行医北京

徐良佐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程道南    明      歙县     隆庆间行医北京

李应节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胡允祖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徐良名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许应奇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胡允中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徐本诚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汪腾蛟    明      祁门     隆庆间行医北京

俞廷璘    明      婺源     隆庆间行医北京

程  仑    明      歙县     万历间寓北京行医

唐玄真    明      绩溪     曾寓江苏淮阴

程大中    明      祁门     寓楚，客李维桢之门

方  超    明      歙县     行医合肥，有名声

吴庆龙    明      婺源     曾随军赴辽蓟，朝鲜，为将士治病，后游南粤

黄良佑    明      休宁     闻名于吴会、京郊

王守诚    明      歙县     寓芜湖、全椒行医

程应旄    明      歙县     清初寓扬州行医

程云来    明      歙县     清初寓扬州行医

程从周    明      歙县    行医于扬州

吴日慎    明      歙县    顺治14年寓淮浦，授徒施诊

程云鹏    明      歙县    寄籍江夏(武昌)

洪正立    清      歙县    以医名于梁(今河南开封一带)

汪  钰    清      歙县    曾寓河北涿州行医

卢云乘    清      黟县    寓汉阳行医三十余年

汪廷元    清      歙县    乾隆间行医广陵

江  昱    清      歙县    寓江都行医

程芝田    清      歙县    嘉道间悬壶衙州，雷逸仙师之

余梦塘    清      婺源    旅广州

叶支绣    清      歙县    常游维扬，济人无数，名噪于时

戴葆元    清      婺源    其祖先在景德镇开同心堂药店，咸同间悬壶于此40年

程式玉    清      黟县    以医名于汉阳

汪启贤    清      歙县    行医于吴越

方肇极    清      休宁    行医苏、浙、湘等地

汪大顺    清      歙县    乾隆间行医北京

朱荣国    清      黟县    晚年游于皖上(怀宁)，治人甚众

詹元吉    清      婺源    徙杭州行医、从事戒烟之举

余振行    清      婺源    寓江苏泰州姜埝，精于医

朱廷銮    清      婺源    游江西景德镇，医有名声

张明征    清      婺源    开馆施药于金陵(南京)

余国佩    清      婺源    寓江苏泰县姜埝行医

莫春辉    清      黟县    平生好游，晚年归里

程鼎新    清      歙县    寓居江都

叶  同    清      休宁    居安徽霍山行医

胡应亨    清      徽州    寄籍皖北宿州

程  曦    清      歙县    行医于浙江衙州

江少微    清      歙县    客山东淄川，应聘主持药局

王禹功    清      歙县    同光间寓秣陵(南京)、医有名声

巴堂试    清      歙县    咸丰间避战乱于江西，尤负医名

程镜宇    清      歙县    驻南通石港盐场大使，精医学

余鹭振    清      婺源    寓上海崇明

李永铎    清      黟县    悬壶江西

周子余   近代     歙县    医名负于浙江新昌县澄潭

王禹门   近代     绩溪    悬壶旌德，宁国

王仲奇   近代     歙县    悬壶上海

王殿人   近代     歙县    行医杭州

王弋真   近代     歙县    行医湖州

王一仁   近代    歙县    行医于上海、杭州、衡州，曾在上海任《中医杂志》主编

三、新安迁徙外地名医

明清时期，新安尚有部分名医定居外地行医，据文献记载，已见二十二人：

王绍隆  明       歙县    定居武林（杭州）行医

吴道川  明       歙县    徙居钱塘（杭州），善治男、妇、幼科

吴元溟  明       歙县    随父道川徙杭州行医，曾为光禄寺署丞

方  鼎  明       歙县    徙合肥行医，负有盛名

王有礼  明       休宁    徙浙江嘉兴行医

王  尚  明       休宁    徙杭州，善治跌打、脑外伤、创桑皮缝合

张  柏  明       歙县    祖迁浙江兰溪

罗慕庵  明       歙县    南游吴楚，北涉淮泗，侨居泰州

吴文冕  清       休宁    徙浙江海盐，甲申之变后，迁澉浦行医

郑重光  清       歙县    徙江苏仪真瓜洲，后迁扬州

张遂辰  清       歙县    随父徙杭州行医

叶紫帆  清       歙县    叶天士祖父，徙居苏州

罗  美  清       歙县    侨居虞山（常熟）

王  勋  清       歙县    寓扬州，以医名世

吴志中  清       歙县    迁居杭州

余  懋  清       歙县    迁浙江嘉兴

李继隆  清       新安    迁江苏宝山江湾

汪应龙  清       歙县    迁江苏吴县

汪光爵  清       歙县    随父应龙迁吴县业医

程羽峰  清       绩溪    寓涡阳，开太乙斋药铺，治病怪异

叶正芳  清       徽州    迁江苏山阴

四、外地迁入新安的名医

王  开  元      兰溪    由浙江兰溪迁婺源

唐竹轩  清      苏州    先世自姑苏迁休宁

周太平  清      遂安    咸丰间迁歙城，专治眼科

周灶鳌  清      遂安    自父太平迁歙后可，定居城内，继承父业。

附录三：

新 安 医 学 大 事 年 表

南北朝至元代(公元424～1367年)

明代（公元1368～1643年）

清代（1644～1911年）

民国时期（1912～1948年）

参 考 文 献

1． 孙一奎 《赤水玄珠全集》(凌天翼点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年

2． 孙继芬等  《中国医籍提要·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郭蔼春  《中国医史年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

4． 婺源县地名办公室  《婺源人物录》（内刊）  1989年

5． 休宁县地方志办公室：《休宁历史人物》（内刊）  1996年

6． 徽州地区医药公司  《徽州中药资源普查资料汇编》(内刊) 1986年

7． 休宁县卫生局 《休宁县卫生志 》（内刊） 1985年

8． 休宁县医药公司 《休宁县医药志》（内刊） 1985年

9． 黄山市徽学研究会  《徽学通讯》（内刊）5～13期

10．休宁县中医学会  《休宁中医》（内刊）1978～1990年

11．祁门县中医学会  《石山医苑》（内刊） 1984～1991年（计13期）

12．黟县中医学会  《黟山杏林》（内刊） 1987年

13．歙县中医学会  《歙县中医》（内刊） 1985年

14．屯溪区中医学会  《屯溪中医》（内刊） 1986～1987年

15．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卫生志》  1993年3月

16．何时希 《中国历代医家传录》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年9月

17．张笑平 《中医病案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5年1月

18．李济仁 《新安名医考》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7月

19．洪芳度 《新安医学史略》（内部） 歙县卫生局印 1990年8月

20．王乐匋 《新考医籍考》 安徽科技出版社 1999年1月

21．清·程杏轩 《医述》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8月

22．《新安医籍丛刊》计15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1995年

23．黄孝周 《杏林第一枝》 黄山书社  2000年

24．许承尧  《歙事闲谭》 黄山书社  2000年

25．甄志亚  《中国医学史》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4年

26．任应秋 《中医各家学说》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6年

27．丹波元胤 《中国医籍考》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年

28．张海鹏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黄山书社  1985年

29．周绍泉 《’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0．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徽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1．周绍泉 《’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

32．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徽学》（内部） 1986年

33．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歙县志》 中华书局  1995年

34．休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休宁县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年

35．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 黄山书社  1998年

36．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祁门县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年

37．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黟县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

38．屯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屯溪市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年

39．婺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婺源县志》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3年

40. 张玉才主编  《新安医学》  安徽人民出版社  合肥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