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军1,王云龙2
(1.安徽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学院,安徽合肥 230038;2.吉林市医药经销公司,吉林吉林 132001)
[摘要]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调治脾胃是中医临床上的一个重要方法。新安医家汪机、徐春甫、罗周彦、吴楚等医家继承前人经验,结合临床,提出调和脾胃的新观点,汪机的“培元重参芪”说,吴澄的“理脾阴”说以及罗浩的“治脾以燥药升之,治胃以润药降之”等观点具有其广泛性和实用性,为脾胃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新安医家发挥理法方药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新安医学;脾胃学说
[中图分类号]R2-5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0-2219.2011.02.008
中医脾胃学说的渊源可上溯至《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中说:“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以十八日寄治。”确立了脾在五脏的中心地位,为后来脾胃学说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论多种病证的治疗都注重脾胃的调护,其中一些名方如小建中汤、理中汤是至今仍广泛运用于临床的有效方剂。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杂病辨治中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丰富了脾胃学说的内容。宋代著名儿科大家钱乙,在总结历代前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脏腑辨证理论,根据儿科特点,突出五脏证治特色,对脾病辨治以困睡、泄泻、不思食为主证,再分虚证、实证,首创泻黄散、益黄散等方。
金元时期,脾胃学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张元素完善了脏腑辨证体系。其根据脾喜运、胃喜降特点,确立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攻、宜和、宜降的治法。在实证治法中提出“养正积自除”的观点,首创“枳术丸”,以扶养脾胃。其弟子李东垣专著《脾胃论》以阐发“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强调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创补中益气汤,成为脾胃学说之大家。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全面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另外还强调脾胃为中州调营卫的作用,在治法上重在甘辛,慎用寒凉。他不局限于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一方,总结了历代名方建中汤、四君子汤、枳术丸。在此基础上又化栽出新方,如人参益气汤治疗脾胃津气大伤,顺气和中汤治疗气虚不食兼短气头痛等。
明代以后新安医家远取李东垣思想,结合自身临床,对运用脾胃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祁门汪机,私淑丹溪、崇尚东垣,亦重视脾胃化生营气的重要性,强调调补脾胃。如《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认为:“参、芪味甘性温,宜其为补脾胃之圣药也。脾胃无伤,则水谷可入,而营卫有所资,元气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徐春甫、罗周彦、吴楚等医家继承前人经验,结合临床,提出“调和脾胃为医中之王道”的新观点,具有其广泛性和实用性,为脾胃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是新安医家发挥理法方药的一大特色。
1 不查脾胃之虚实,不足以为医
明代徐春圃对脾胃学说非常重视,他曾在《古今医统大全・医道・古医十四科》中感慨地说:“古医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故专著“脾胃门”以阐发其学术观点。强调“治诸病以胃气为重,主虚则邪客不退”,胃气虚则“主气不能行药力”,故病不愈。在“脾胃门”论及:“胃气实者,虽有病,不攻自愈,故中医用药亦尝效焉。观夫黎藿野人,尝病不药自愈可知矣。故云:治病不查脾胃之虚实,不足以为太医。”徐春甫的这一认识非常重要,解决了为什么不同的医生,诊断不同、用药也不同,但竟然都有效的问题。就是因为从不同的角度调整患者的脾胃功能,只要正气有自愈能力,一般的疾病皆有自愈的能力。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中专作“枳术丸论”。阐发了自己进行剂型改革,以“枳术丸”结合补中益气汤调理脾胃的经验。将“枳术丸”丸粒改为“汤滴小丸,甚易化也”,且应久久服之。而“脾胃大虚,须得补中益气之剂,方得奏绩”。改为“汤滴小丸”,易于消化,再配合补中益气,堪称是徐春圃的临床发明。
罗周彦认为“调和脾胃为医中之王道”。如《医宗粹言・直指病机赋》云:“胃气弱则百病生,脾阴足则万邪息,调和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苁蓉、山药,男子之佳珍,香附、缩砂,女人之至宝”。在《医宗粹言・元气论上・六淫门・先后天阴阳论》中也指出:“脾胃之谷气实根于先天无形之阴阳,而更为化生乎后天有形之气血。”又云:“肾命之真阴元阳不足,固不能为十二经气血以立天根,脾胃之谷气不充,更不能为肾命之真阴元阳以续命。”足见其临证治病重视调理脾胃的学术思想。
2 超脱凡俗,在于顾护脾胃元气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专立“东垣论五脏六腑皆主于脾胃,脾胃虚则俱病”一节。盛赞东垣之说“以祛千载之惑,诚有功于生民”,并称“张仲景著外感伤寒,深知脾胃之元气者”,“其中顾盼脾胃元气之秘,世医鲜有知之”。大力强调调理脾胃的重要价值。并以亲身体会,启发后学。称“此春甫所以克己用功,私淑老人之旨,超脱凡俗,极登万仞,探本穷源,深得脾胃元气之妙,故投之所向,无不如意。非敢狂妄自矜,实有以得其要领者,所以发挥不觉自露圭角,好生君子幸其鉴诸”。指出自己临床治病,遴选为太医,能达到“超脱凡俗,极登万仞”,与私淑东垣,重视调理脾胃有密切的关系。
《古今医统大全・虚损门》指出,虚损诸病多涉肝肾阴虚,但滋养肝肾精血,也必须注意脾胃功能的调和。并专立“补肾滋阴要识养脾之助”一节。其曰:“甫见世人补肾者,悉以补阴丸,黄柏、知母、龟板、地黄,滋阴补血者,悉以四物汤,黄柏、知母之属服之,经年屡岁,而阴愈虚,甚而至于羸劣,发热、气喘、胸满而死者,何也?盖徒知养血滋阴之标,四物、补阴丸之类也,殊不知养血滋阴之本,则非四物、补阴丸之类也……由此观之,则血生化之本源,肾水溉灌之也,不有赖于脾气乎?故服四物而血不盈者,亦脾气之不输升也。”在“虚损门・病机・虚为劳伤中气”一节,认为“此阳气之虚也,从东垣补法”,在“虚损门・病机・虚为阴气不足”一节,认为“此阴血之虚也,从丹溪补法”。徐春甫熔东垣、丹溪治虚之法于一炉,重视调和脾胃则是其心得之语。
3 甘温补脾,并非一概升提,慎用刚剂
吴楚融合各家之长而无偏颇之失,发展了东垣的脾胃学说。指出东垣不足之处在于详于治脾,略于治胃;详于升提,略于和降。而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喜升运,胃喜和降。医者,脾胃不可不辨。吴氏认为甘温补脾并非一概升提,升麻、柴胡、羌活、葛根等升发脾阳药物多为风药,应尽量少用,甚或不用。因为升阳益气法采用此风药,是取其升举下陷脾阳之功,非以解表祛风,故宜轻不宜重,宁可再剂,不可重剂,且“参、芪、术等补中健脾之药使脾得以健运,清阳之气自能上升以煦心肺,不必非用升、柴不可”(《医验录初集》)。否则过于升提,反变生他证,正如《内经》所谓“气增日久,夭之由也”。《医验录》中所载医案用补中益气法者,大多不用升、柴之属,仅4例运用了升、柴,但用量很轻[1]。
罗浩又提出补脾不能一味使用刚剂的观点,认为只要辨证准确,“熟地麦冬亦培土之药”。如《医经余论・续脾胃论》指出:“治脾以燥药升之,治胃以润药降之”,“此其不同也,然而不特此也。脾与胃两脏之中又各有阴阳偏盛之别,胃为燥土,有时为水湿所伤则阳气不振;脾为湿土,有时为燥火所烁则精液大伤,治法又不可拘泥矣。今人知白术、二陈为扶土之品,岂知熟地、麦冬亦培土之药耶……大抵脉之浮洪而硬,或细数不静,皆津液内伤,忌用刚剂,唯脉缓不涩急细弱无力,乃阳气衰弱可用补阳法也。”根据脉象的特点,选用刚剂或是柔剂来调和脾胃则是罗浩的经验之谈。
4 脾有阴阳之分,倡理脾阴说
吴澄从万物皆有阴阳悟出脾亦有阴阳之分,认为温运者属脾阳,融化者属脾阴。脾阴一虚便导致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即消谷善饥等胃火证)。指出:古方理脾胃药,如参芪术草等多偏补胃中之阳,而不及脾中之阴;虚损之人多为阴火所烁,津液不足,筋脉皮骨无所养,而精神渐羸,若再培补中宫之阳,必致百病丛生。
吴澄理脾阴,善以甘平之味合血肉有情之品。由于脾为阴土,性善升运,喜燥恶湿,而大凡滋补之品多为阴药,滋腻之药每易助湿且碍脾之运化,故补脾阴不宜纯用滋补,而以平补为贵。平补脾阴则可补其虚而不燥液伤阴,除其湿而不滋腻恋邪,行其滞而不泥膈碍运,常选用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行而不滞的平补之品,如山药、扁豆、薏苡仁、太子参、石斛、玉竹、莲肉。对血肉有情之品,吴氏则选用猪腰、猪肚、猪肺、海参、燕窝、鳗鱼等,以合“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经旨,共同达到补益脾阴之目的[2]。
5 结语
新安医家在对脾胃学说的阐发以及运用方面,继承先人,发展新说,积极探索并有效应用于临床,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安脾胃学说。汪机的“培元重参芪”说,吴澄的“理脾阴”说以及罗浩的“治脾以燥药升之,治胃以润药降之”等观点为脾胃学说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值得后人关注与学习。
参考文献:
[1]李志民.《医验录》初探[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6,5(1):24.
[2]肖培胜,张玉才.吴澄学术观点初探[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2001,13(6):476-477.
(收稿日期:2010-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