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卫一气说

  “营卫一气说是明代天顺至嘉靖年间新安医学家汪机（1463年-1539年）为修正和完善朱丹溪“养阴说”而提出的创新学说。元末明初江南地区朱丹溪滋阴学说盛行，当时最有影响的医家王履、戴元礼均是朱丹溪的门人，明代早中期年长于汪机的著名医家虞抟、王纶等也都力主朱丹溪学说，王纶专著《忌用参芪论》，发挥朱丹溪滋阴说，力辨过服人参、黄芪之害。朱丹溪《格致余论》中所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本是对南宋滥用《局方》香燥流弊的纠偏，但王纶倡言后盛行过度，一些医家理解不深，盲从于“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之论，偏执滋阴之说，凡遇“虚热”之证，动辄滋阴降火，过用苦寒滋腻，戕伤元气，矫枉过正而渐成新的时弊。对此，汪机与同时代的著名医家韩懋、薛己等都有所觉悟，尽管汪机私淑朱丹溪，曾整理戴元礼所笔录的朱丹溪医案医论编成《推求师意》一书，并曾以滋阴法为主治愈母亲多年宿疾。朱丹溪“滋阴降火”法治对论治当时广泛流行的痨察病确有临床价值，但从其本人的诊疗记录来看，反而更重视调补气血，大量应用人参、黄芪等甘温益气药物。汪机在《辩〈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一文中，就反复列举朱丹溪治疗血虚有火而“率以参、芪等剂治之而愈”的案例。明代新安医学家江瓘所著《名医类案》载有朱丹溪医案339则，其中应用人参、白术、黄芪者就有203则，占70%，也证明朱丹溪临床并非以知母、黄柏泻火滋阴为主，相反更注重人参、白术、黄芪等甘温补益脾胃的临床应用，当然也注重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养阴补血，推崇四君子汤的同时也推崇四物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