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家族以医名世，父亲汪渭，也是当地的名医。汪机少习儒学，年纪稍长，得“补邑庠弟子员”名份，后屡试不利，在父亲的劝慰下转而学医业医。随着对医学理论理解的深入以及临证实践技能的日渐成熟，汪氏医名鹊起。《明史・方技传》中有“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的记载。
汪氏一生著书颇丰，见于著录者达14种之多，有《石山医书八种》行世，其中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的是《石山医案》。《石山医案》所收医案及医论，反映了汪氏“营卫虚实论”与“参芪双补说”的思想和实践体会。探析“营卫虚实论”与“参芪双补说”的实质及其形成背景与学术渊源，可对当今中医学术发展提供启迪。
“阳有余阴不足论”一文，收于丹溪《格致余论》中。文章开篇指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
足”[1]3。以“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为“阳有余阴不足”立论。丹溪以天地、日月以及男女的阴阳属性关系作为论据，来阐释这一论点：“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1]3,4,5。接着又说，“男子六十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1]5。说明在人之一生中，阴气难成而阳气有余之理。
丹溪分析了人体心、肝、肾的生理作用和病理变化，心之君火与肝肾之相火之间的关系，即君火动牵动相火，相火动则致“阴精暗流而疏泄”，揭示了“阳有余阴不足”在人体中的表现。因此，丹溪指出，若要不使阴精耗损，就必须如圣贤所说的“收心养心”的观念去做。
丹溪又以天地、四时、五行及五脏合一的关系进一步阐释阴阳消长。即“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1]6。举出四五六十十一五个月中的阴阳消长与人体疾病罹患的关系，最后指出“善摄生者，于此五个月出居于外，苟值一月之虚，亦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无负敬身之教，幸甚”[1]7,8。点明懂得“阳有余阴不足”之理在摄生养生方面的重要性。
以此可见，丹溪所论“阳有余阴不足”，实际是通过讲述自然的一般规律，强调人体相火易妄
动、肾精易亏乏，从而告诫人们要顺应自然，采取收心养心静心，以达到保护易亏易损之阴精而防病长寿的目的。
至明季，，解、者sh丹溪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不善学者往往误解，以致滥用苦寒药物滋阴，而成一时流弊。明代一些医家较为盲目或片面地理解和遵循金元医家们的学术思想，尤其王纶《明医杂著》（1505年）的刊刻行世，使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滋阴学说更为盛行，正如薛己所说：“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3]因而，在临床上因为过分使用苦寒滋阴之品而导致脾胃正气受损的案例颇为多见，以至于来找汪机看病的病人中，除了原先的疾病没有去除以外，还出现了脾胃正气受损等医源性病证。
汪机为了纠正明代初期医家们关于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观点的误解，特在其《石山医案》开篇中专列“营卫论”篇，论述丹溪这一著名论点的真正内涵，并依此引出其“营卫虚实论”的学说。
首先，汪氏认为丹溪这一论断是基于常人所论，强调的是人之生理常态。指出“丹溪揭出而特论之，无非戒人保守阴气，不可妄耗损”[2]65的意思；倘若是在人之病理状态下，则还需气虚补气、血虚补血，并非一味地专从滋阴着手，两者应该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为此，汪氏还列举出丹溪即使是在治疗产后阴虚之证时，也不是专滋阴，而是根据脉象辨证结果的不同区别补气补血药的使用比例的例子，即若“右脉不足”，则“补气药多于补血药”；若“左脉不足”，则应“补血药多于补气药”。
其次，对于世人以为气病补血无害，血病补气有害的观点，汪氏认为，血病补气有害是因为使用了过于刚烈的补气药所致；补血药即使柔和，错用在气病时也同样有害。主张应该建立在正确辨证的基础上方可避害趋利。
第三，针对世人对于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理解的困惑，汪氏从对卫气和营血的关系出发，来解释丹溪的这一论点。他以为，营卫的关系即是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观点的最好佐证。在营卫之中，阳有余之阳，指的是《内经》中所定义的“水谷之悍气，�疾不受诸邪”
[2]66的卫气；阴不足之阴，指的是《内经》中所定义的“水谷之精气，入于脉内，与息数呼吸应”
[2]66的营阴。营与卫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营阴依靠卫阳才能营昼夜利关节，卫阳
依附于营阴才能固护于外，两者在各经中的分布，又有气多血少和血多气少之别，也即古人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关系。丹溪所谓“阴先虚，而阳暴绝”[2]66的观点，就是强调阳赖阴而有所依附的意思。据此，汪氏进一步认为，若以气质来论，卫气为阳，形质为阴；以内外来论，卫气护卫于外为阳，营气营养于内为阴。若要细分，则营中自有阴阳，即阴阳互根。营阴中的营气即是阴中之阳，营阴依靠其化生、推动而发挥功能，此中阳气可虚可补。而补气即是补营中之气，补营中之气也即补营，补营也即补阴，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体的虚证皆是阴虚证，也正是丹溪拳拳于滋阴的依据所在。
至此，汪氏将丹溪的阳有余与阴不足论统归为营卫阴阳虚实的观点上，这为临床上如何看待“阳有余阴不足”以及气虚补气、血虚补气、血虚补血等治则的确立，从理论根本上给予了新的解释，为其进一步确立其“参芪双补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参芪双补说
汪氏在上述营卫阴阳关系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阐释人参和黄芪在补气（补阳）和补血（补阴）方面的双重作用。其以为，《内经》中所谓“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阳不足者，温之以气”的观点，恰恰是人参和黄芪的作用所能兼顾的。汪氏指出：“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2]66？ “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东垣曰血脱益气，仲景曰阳生阴长，义本诸此”[2]66。从而说明参芪不但具有补气的功用，而且还可以通过补气来达到补血的目的。世人对参芪补阴作用未曾考究，以为阴虚之证只能一味地使用滋阴药物，导致因为过用滋阴苦寒之品而损害脾胃之气，从而影响正气的恢复，治疗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据现代《中药大辞典》中对于人参、黄芪的记载：人参，“性味：甘，微苦，微温。归肺、脾、心、肾经。功用：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
[4]42。黄芪，“性味：甘，温。归肺、脾经。功用：益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托毒生肌”
[4]2813。并在人参、黄芪条下引述了古代医家有关这两味药的认识。在人参条下记有“①李杲：人参甘温，能补肺中之气，肺气旺而四脏皆旺，肺主诸气故也。仲景以人参为补血者，盖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乃生，阳生则阴长，血乃旺矣。若阴虚单补血，
血无由而生，无阳故也。（引自《本草发挥》）②《本草蒙筌》：……大抵人参补虚，虚寒可补，虚热亦可补；气虚宜用，血虚亦可用。……贵在察证虚实为先，当减当加，自合矩度。③《人参传》：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怯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引自《纲目》）④《薛氏医案》：人参，但入肺经，助肺气而通经活血，乃气中之血药也。……⑤《本草汇言》：人参，补气生血，助精养神之药也。……⑥《本草正》：人参，气虚血虚具能补。……”[4]44,45。在黄芪条下记有“①李杲：……黄耆既补三焦，实卫气，与桂同功，特比桂甘平，不辛热为异耳。……又黄耆与人参、甘草三味，为除燥热、肌热之圣药。脾胃一虚，肺气先绝，必用黄耆温分肉、益皮毛、实腠理，不令汗出，以益元气而补三焦。（引自《纲目》）②《本草逢原》：黄耆，能补五脏诸虚。③《得配本草》：肌表之气，补宜黄芪，五内之气，补宜人参。④《本草求真》：黄耆，……入肺补气，入表实卫，为补气诸药之最，是以有耆之称。……与人参比较，则参气味甘平，阳兼有阴；耆则秉性纯阳，而阴气绝少。盖一宜于中虚，而泄泻，痞满，倦怠可除；一更宜于表虚，而自汗亡阳，溃疡不起可治。且一宜于小亏，而气不得宣发；一更宜于火衰，而气不得上达为异耳。⑤《本经疏证》：（黄芪），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内补中气，……能中行营气，……能下行卫气。……黄耆一源三派，浚三焦之根，利营卫之气，故凡营卫间阻滞，无不尽通，所谓源清自洁也”[4]2814,2815。这些均说明人参黄芪具有气血双补的作用，可见汪氏的观点是有依据可循的。
汪氏在阐释了参芪具有阴阳双补功能之后，又在“辨《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一篇中，进一步驳斥王纶强调的参芪在阴虚火旺所致的系列病证中忌用参芪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王氏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观点的片面理解，并举出丹溪针对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味地滋阴而不用参芪的病案来一一批驳。其核心思想还是归结在辨证施治上，即“有是病用是药”
[2]111，认为有些病即使阴虚重于阳虚或已成阴虚火旺之势，参芪的使用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在于如何根据病的主次去进行配伍和变通。其以为，“参芪性虽温，而用芩、连以监之，则温亦从而轻减矣。功虽补气，而用枳、朴以制之，则补性亦从而降杀矣。虑其滞闷也，佐之以辛散；
虑其助气也，辅之以消导，则参芪亦莫能纵恣而逞其恶矣”[2]114。
汪氏提出“参芪双补说”的学术渊源，除了《内经》 “气不足者，温之以气；形不足者，补之以味”的治疗原则之外，更重要的是东垣《脾胃论》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为汪氏提出“参芪双补说”提供了实践依据和范式。
《石山医案》中所记载的医案有206个，记载于书中上中下3卷和附录中。去除3个为《韩氏医通》案例，经汪氏诊治的实际有203个。所涉及的病种，在上中下3卷中明确记载的有38种，附录中虽未明确写出，但也不下30种。
在203个医案中，经统计，用到人参的有156个，占到总案例的76.84%；用到黄芪的有85个，占到总案例的41.87%。人参、黄芪在治疗中剂量从半钱至五钱不等。人参服法上，有随诸药同煎而服的，有不拘时候而单独服用的，有另煎不与他药同服，先小剂量，后渐次加量而服的。
从所涉及病种病案分析，疾病表现多为诸证兼有呕吐泄泻、痞满食少、怠倦嗜卧、口淡无味、自汗、精神不足、懒于言语、恶风恶寒等脾胃有伤之证。
诊断指标中，汪氏又以脉象为主要诊断指标，脉象包括沉细、细弱而数、浮濡无力、过于缓等，以此又将病机主要归纳为脾胃虚弱，气血虚少，肝木乘土等。
方剂用如四君子汤、八珍汤、大补汤、归脾汤、独参汤、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白虎汤等，在实际案例中进行配伍加减使用。配伍上多以补血（如当归）、增液（如麦冬、生地）、清热（如黄芩、黄连、黄柏）、破气（如厚朴、枳实）等。其中，黄芩、黄连的配伍作用，汪氏主要是用来监制参芪温补阳气太过而致积温成热，气旺血衰之弊；配以厚朴、枳实（壳）是防参芪补气太过而致气滞痞闷之虞。在配伍原则上，汪氏主张“佐使分两不可过多于主药耳”[2]114。
对于人们在临床不敢放胆使用参芪的现象，汪氏明确指出：“病宜参芪，有用之而反害者，非参芪之过，乃用者之过也。如病宜一两，只用一钱，而佐使分两又过于参芪，则参芪夺于群众之势，弗得以专其功矣。……或者病危，有用参芪无益者，经曰：神不使也。夫药气赖神气而为助，病坏神离，虽参芪亦无如之何矣”
[2]114。正因为其医理高深和临证经验的丰富，才在临证治疗各种疾病时能够出
神入化般地使用人参黄芪。正如其弟子程�所说“其调元固本之机，节宣监佐之妙，又非庸辈可以测识。是以往往得收奇效全功，而人获更生者，率多以此”[2]114。
3． 小结
汪机为纠正医疗时弊而形成的“营卫虚实论”和“参芪双补说”，既具有其个人的特色，又具有时代特色。他强调临证顾护脾胃后天之本元气，纠正一味拘泥于苦寒滋阴的观念，对后世影响较大。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或私淑其思想的后人，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明代中后期“固本培元”医派，对丰富中医理论体系和经验宝库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震亨.中国医学大成续集（二十） [M]//曹炳章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2] 汪机.汪石山医学全书[M]//高尔鑫编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3] 薛己.薛立斋医学全书[M]//盛维忠编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7.
[4] 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中药大辞典[M] .第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