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芳
(安徽中医学院针灸骨伤临床学院,安徽合肥 230038))
[摘要]明代新安医家汪机主张针灸必以《内经》、《难经》为本,并对后世诸家针灸之书中违背经旨、“错杂紊乱,繁冗重复”之处,提出了批评。其针灸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针灸问对》一书中。认为金元医家朱丹溪提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的观点不无道理,指出经中所言补法,即张子和所谓祛邪扶正、去旧生新之意。此外,汪机重视灸法的应用,反对无病滥灸;强调施针疗疾,必先以诊视为务;要求医家临床施治,“当知圆机活法,不可守经无权”。汪机的针灸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针灸医学的正本清源、拨乱纠偏、传承光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汪机;针灸问对;学术思想
明代医家汪机(1463-1539年),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乃新安医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汪机自幼业儒,后随父习医,继承家学,以医鸣世。他遵从《内经》、《难经》,搜罗诸家,精研针药,著述颇丰,其针灸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针灸问对》一书中。《针灸问对》分为上中下3卷[1],将脏腑经络、营卫气血、针法灸法等理论,皆“设为问难以著明之”,不仅方便后学,也为针灸理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综观《针灸问对》全书,汪机的针灸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遵从经旨,评判诸家之说
汪机主张针灸必本《内经》、《难经》,认为“针之大经大法,不可不读也”。其在《针灸问对》所列84问中,完全引录《内经》、《难经》及其注文的就有46问,而在其他各问中也无不以经文进行阐发[2]。他在《针灸问对》序言中说:“余因有感,乃取《灵枢》、《素》、《难》及诸家针灸之书,穷搜博览,遇有论及针灸者,日逐笔录,积之盈箧。”由此可知,汪机的针灸学术思想,本于《内经》、《难经》,汇集诸家;并在阐释经义的基础上,评议后说。如在针刺手法上,汪机认为“《素》、《难》所论,刺法之正也……《素》、《难》所论迎随不同者,《素问》通各经受病言,《难经》主一经受病言。病合于《素问》者,宜依《素问》各经补泻之法治之;病合于《难经》者,宜从《难经》子母迎随之法治
之。各适其宜,庶合经意。”并对时下流行之针刺十四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等补泻诸法,认为“合理者少,悖理者多,错杂紊乱,繁冗重复”。在治病方法上,《针灸问对》指出:“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针灸治其外。”而“今之针士,决痈用锋针、铍针,其它诸病,无分皮肤、肌肉、血脉、筋骨,皆用毫针,余者置而不用,甚有背于经旨矣。”汪机指出针家不擅诸法、不能择法而用的弊病,强调针、灸、药皆当因病而施治。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学理念,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继承丹溪观点,认为针法有泻无补
补法与泻法是针刺治病的重要原则。一般认为,“补”,主要用于治疗虚证;“泻”,主要用于治疗实证。汪机继承了金元医家朱丹溪的观点,认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他指出:“经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针乃砭石所制,既无气,又无味,破皮损肉,发窍于身,气皆从窍出矣,何得为补?”并举例说明:“假如痨瘵阴虚火动,法当滋阴降火,针能滋阴否乎?痿症肺热叶焦,法当清金补水,针能补水否乎?”汪机认为《内经》所言补法,“即张子和所谓祛邪实所以扶正,去旧实所以生新之意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故云补也。”即所谓补法,乃祛邪扶正、去旧生新之意。以针刺病能祛有余之邪实,而不能补阴阳之不足。
现代医学认为,针刺补泻主要是通过不同手法以产生不同的刺激强度,从而使机体阴阳得以调整。凡能激发经气,鼓舞正气,促使体内各种低下的功能得以恢复旺盛的方法,称为补法;凡能疏调经气,泻实祛邪,使过于亢盛的功能恢复常态的方法,称为泻法[3]。针刺的补与泻,实际上就是促使机体组织兴奋或抑制的过程。当患者处于极度虚弱、脏腑功能低下时,单纯用针刺治疗则很难激发经气、兴奋机体、抗御病邪。此时当用药物补给能量,使人体正气恢复方能鼓邪外出,正所谓:“经曰: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是也。”
3 阐述宜灸症候,反对无病施灸
汪机在《针灸问对》中大量引用《内经》、《难经》,以及朱丹溪、罗天益、虞抟等后世医家有关灸法的论述,不仅提出了灸法适应证、灸法补泻等问题,而且对灸治嗽病、头目之疾、痈疽始发等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灸法适应证上,汪机认为:“大抵不可刺者,宜灸之。一则沉寒痼冷;二则无脉,知阳绝也;三则腹皮急而阳陷也。”即灸法的作用主要是温
经散寒、扶阳固脱,对于寒邪伤阳、素体阳虚、阳气下陷、或阳绝欲脱等症候,均可用灸法治疗。此外,汪机根据《素问》、《难经》诸书所云,认为阳气陷下、脉沉迟、脉证俱见寒在外、冬月阴寒大旺诸证,均可灸之。而 “设脉浮者,阳气散于肌表者,皆不宜灸”。临床在治疗具体病症时,还须根据时令季节、脉象变化、病在气分血分等分类施治,庶得其宜。
至于“无病而灸,以防生病”,汪机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针灸治病,乃不得已而用之。“无病而灸,如破船添钉……夫一穴受灸,则一处肌肉为之坚硬,果如船之有钉,血气到此则涩滞不能行矣。”汪机所云乃针对瘢痕灸而言,不无道理。瘢痕灸虽属良性刺激,能改善体质,增强抗病能力,达到防病治病的作用[4],但毕竟让人遭受炮烙之苦,损人肌肤,影响美观;而且人体皮部遭受破坏,经络气血运行或受影响;倘若在关节部位施灸形成瘢痕,则会影响肢体运动,造成功能障碍。因此,目前灸法用于防病保健,多宜采用艾炷非瘢痕灸、艾条温和灸、温针灸等,既可免除产生疤痕之弊端,让百姓乐于接受;又可达到增强体质、祛病延年之效果。
4 强调施针疗疾,必先以诊视为务
中医诊治疾病,强调望闻问切,辨证论治。汪机在《针灸问对》中特别提醒:“后之针士,必先以诊视为务也。”
(1)察脉、观色 汪机认为:“切脉观色,医之大要,不可不知。”由于据脉诊病,可知病之虚实,关系到施针补泻。故脉象的变化,对于临床虚实证候的判断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于观色,汪机特别“集次《灵枢》察色数条于此”,希望后之学者能够“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决死生,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痹”。
(2)辨形气、病气 所谓形气,依汪机所言:“气谓口鼻中喘息也。形谓皮肉筋骨血脉也”。所谓病气,指病症的状况[5],即人患病后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也可称之为“病态”。汪机认为,针刺与否,以及当补当泻,关键是要根据患者发病时的精神状况来决定。“病来潮作之时,病气精神增添者,是病气有余,乃邪气胜也,急当泻之。病来潮作之时,精神困穷,语言无力及懒语者,为病气不足,乃真气不足也,急当补之。若病人形气不足,病来潮作之时,病气亦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禁用针,宜补之以甘药”。可见,医者也可以根据患者当下的精神状况来判断疾病的虚实证候,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3)辨经病、络病 络脉为病,位浅在表。汪机指出:“凡诊络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鱼际络青,胃中寒;鱼际络赤,胃中热。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青短者,少气也”;“络病,其痛与经脉缪处也,亦宜左刺右,右刺左”。经脉为病,位深在里,殃及五脏。如汪机引《内经》云:“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针灸问对》中还引用经文,说明肝、心、脾、肺、肾五脏有病的临床表现,以及取其经的治疗方法。
(4)辨气病、血病 汪机主张针刺时应辨别病在气分或在血分,根据气分病、血分病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取穴原则。通常病在气分,表现为游走不定;病在血分,表现为沉着不移。治疗上,“在气分者,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之;在左取右,在右取左”。即病在气分,可以远道取穴、交叉取穴,因为针灸可以调气、行气,使气至病所。“在血分者,随其血之所在,应病取之”。即病在血分,宜在痛处、在病变所在部位取穴治疗,以便活血祛瘀,疏经通络。
5 提出临床诊疗,当知圆机活法
疾病在临床上的表现常常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针灸治疗用针用穴,就不能千篇一律,不知变所以,汪机在《针灸问对》中指出:“规矩之法在师,方圆之法则在弟子。”医者“当知圆机活法,不可守经无权”。
在辨证用穴上,汪机提出“治病无定穴”,认为临床不可拘泥于某穴主某病之说。因为“病变无穷,灸刺之法亦无穷”。医者应懂得随机应变,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传变规律,灵活选用穴位。在针刺深浅上,汪机指出:“惟视病之浮沉,而为刺之浅深……惟以气至为期,而不以呼之多少为候。”即临床施治不必拘泥于书本上所规定的分寸,而应根据疾病的在表在里决定针刺的深浅。留针时间的长短也不必拘泥于呼之多少,而应根据气至的情况而定。至于某穴宜灸几壮,汪机则认为:“惟当视其穴俞肉之厚薄,病之轻重,而为灸之多少、大小则可耳,不必守其成规。”
6 结语
汪机《针灸问对》一书,大量引录了《内经》、《难经》以及当时流传于世的诸家针灸之论述,深入浅出地阐释医理,教导后学。同时,汪机对后世医书中违背经旨、悖理错乱之处,敢于直抒己见、提出异议。其个性鲜明,颇有见地,针灸学术思想尽显其中。汪机遵从经旨,评议后说,为后世继承先贤、拨乱纠偏、勇于创新,树立了楷模;也为针灸医学的正本清源、传承光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明・汪机.新安医籍丛刊.针灸问对[M].安徽: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吴富东.针灸医籍选读[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69.
[3]梁繁荣.针灸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43.
[4]谢锡亮,许晓琳.灸法[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50.
[5]吴富东.针灸医籍选读[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34.
(收稿日期:2009-06-20)
